叙利亚，“革命”没有未来
当“阿拉伯之春”已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被人们从不同角度剖析、反思，总结其得与失、善与恶，积极与消极影响之际，在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这个“血与火的春天”却显得如此漫长。
自2011年3月15日至今，叙利亚国内的政治矛盾、冲突非但未曾有个了结，反倒愈演愈烈，甚至没完没了。不久前，叙利亚官方提供的数据称，近1年半以来，死于这场暴力冲突的人已达8000以上，而联合国的数据更表示，这场冲突已导致逾1.7万人死亡。这场冲突由何而起？又将何去何从？
国内矛盾由来已久
在“阿拉伯之春”浪潮风起云涌之际，叙利亚却是动作较迟的一个：第一次大规模示威的出现是去年2月4日，第一次公开打出反阿萨德当局的旗号，已是去年3月15日，此时埃及的穆巴拉克已下台1个月零4天了。耐人寻味的是，叙利亚的“革命”和埃及几乎亦步亦趋，叙利亚反对派打着“埃及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口号，并把这个口号一直打到今天。
这实际上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叙利亚反对派和“阿拉伯之春”中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诉求演变有所不同。在那些国家里，首先是不满的积蓄引发经济诉求和抗议，进而在诉求得不到满足、当权者诉诸高压后，演变成政治冲突，其中一部分矛盾特别突出的国家，最终出现了针对政府和当权者的斗争，并在有些国家导致政权更迭。而在叙利亚，反对派从一开始，其政治诉求就是既定的——他们追求的正是“埃及的今天”，换言之，即让巴沙尔成为第二个穆巴拉克，而让叙利亚成为又一个埃及。
由于整个“阿拉伯之春”中，各国反对派打着“反专制独裁”、“争取自由民主”的旗号，利用媒体、网络的力量，赢得国际间广泛同情、支持，因此叙利亚反对派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将政治诉求框定在“多党制”、“修宪”和“废除终身制”等要求上。巴沙尔最初错估了形势，认为这不过是国内反对派的又一次讨价还价。他一方面试图缓和矛盾，做出各种政治让步姿态，另一方面又向反对派集中的地区派出军队镇压，流血冲突从此展开。
如果说，一个真心诚意的和解方案，至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巴沙尔和部分真正把民主、自由和平等当作斗争目标的反对派情绪，从而孤立激进反对派的话，那么一些半心半意的让步在敏感氛围和关键时刻，却注定只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最后，叙利亚的政治矛盾、冲突愈演愈烈，终于爆发内战。
关键在于，此次叙利亚“革命”的主导力量，真正的目的就是颠覆大马士革政权，而巴沙尔虚情假意的“政改”贻误时机，最终让更多人站在自己对立面，从而令对手最终旗帜鲜明地揭示出“打倒巴沙尔”的真正诉求。
但是，“革命”过程中，反对派屡屡高估自己实力，一次又一次发动“决战”，宣称“最后斗争”，甚至至少3次宣布“胜利在即”，至少2次宣称巴沙尔全家逃亡，1次宣称其被打伤，1次***，并轻率发动了多次直扑大马士革等要害的“总攻”，导致巨大损失。
国际国内因素纠缠
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若非反对派拥有强大国际后盾，反对派武装“崽卖爷田”般地挥霍力量，早就一败涂地；若非同样有恃无恐，获得外界有力支援，巴沙尔当局在内外交困、制裁和压力纷至沓来下，也决撑不到现在。
尽管叙利亚国内的矛盾涉及宗教教派、历史和政治利益，盘根错节、年深日久，成因十分复杂，但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几乎每一个节点的背后，都能看到卡塔尔、沙特等海合会各君主国的影子。
去年3月叙利亚示威之初，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沙特阿拉伯新闻电视台和阿联酋《海湾新闻》等就不断为反对派造势“加分”，给大马士革当局拆台。冲突升级后，卡塔尔等海合会国家推动阿盟中止叙利亚会员国资格，并向安理会提出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海合会六国无一例外是君主专制、独裁国家，对本国的示威毫不手软，它们在叙利亚等外国积极支持“民主自由”，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叙利亚北面邻国土耳其，战前曾是叙利亚的亲密合作伙伴，但冲突升级后却一转身成为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者。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曾是中东霸主，曾被奥斯曼纳入版图的叙利亚自乱阵脚，自然也成为土耳其发挥影响的理想对象。
去年8、9月间，美国和欧洲先后宣布对叙利亚当局实施包括石油禁运、金融封锁、资产冻结和限制措施，并自去年11月至今年7月间，3次在安理会提出包括谴责、制裁和要求巴沙尔下台的决议草案。除了意识形态考量，美欧、尤其美国对巴沙尔政权持续高压，必欲消灭之而后快，更重要的因素是“伊朗原因”——同属什叶派的伊朗和叙利亚结成“什叶派核心”，并通过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拉克连成一体，对美国的中东布局构成潜在威胁，而这个潜在威胁却正位于地中海腹地，与欧洲近在肘腋，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但叙利亚也非完全孤立无援。首先，伊朗迫于唇亡齿寒，对大马士革当局毫无保留地“输血”。虽然伊朗自身也遭遇制裁，但“什叶派联合阵线”的存在，令巴沙尔不至于四面楚歌。
其次，俄罗斯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始终反对外来干预。叙利亚是俄在中东唯一的盟国，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则是俄目前在独联体外唯一军事基地，是俄海军进出东地中海，染指“五海三洲之地”的咽喉。在叙利亚反对派能推出足以让俄信任的班底之前，俄只能选择咬牙帮巴沙尔“站台”，因为这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站台。
随着局势的发展，叙利亚反对派明显分成了国内以境内为基地的“叙利亚地方协调委员会”、以境外为基地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以境外为庇护所，由逃兵为骨干组成的“自由叙利亚军”，和“7•18爆炸案”后才转入前台、为国际广泛关注的“伊斯兰旅”等萨拉菲逊尼派瓦哈比激进武装组织等派系，在推翻巴沙尔方面，各派目前并无明显区别，但在其他方面则分歧明显：“地方协调委员会”主张对话解决，其他三派都主张武力夺权；“地方协调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主张未来建立民主和民族、教派平等国家（至少台面上如此），而“伊斯兰旅”则主张建立逊尼派原教旨国家；前两派反对针对非军事目标的“无差别暴力”，而后两派则认为只要有利于打击大马士革当局则无不可为；最温和的“地方协调委员会”和最激进的“伊斯兰旅”都反对外来干预，前者对土耳其和海合会，后者则对欧美持警惕态度，而“全国委员会”和“自由叙利亚军”则不顾一切地试图把一切可能的外国军事力量拉下水。
这些反对派彼此争权夺利，以至于西方和海合会连开三次“叙利亚人民之友大会”均无济于事，由于它们之间立场悬殊，多次整合尝试均不欢而散。
叙利亚的未来在何方？
今年3月，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六项主张”（立即在叙利亚实现停火、停止一切暴力，从居民区撤出武装力量和武器，立即允许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进入，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者，确保和平集会自由和新闻自由，并“鼓励叙利亚人自主推动政治改革进程”），在安理会全票通过，并被叙利亚政府接受。但叙利亚冲突双方根本就没有政治协商的共识，和政治共处的愿望，5月25日胡拉镇发生屠杀平民事件，7月18日巴沙尔多名亲信在内政部大楼被炸身亡，双方又重新卷入殊死的战斗，安南的和平使命宣告失败。
如今叙利亚冲突双方正在全国范围内激战，焦点则是商业中心阿勒颇。反对派对阿勒颇的争夺，目的是夺取一个四通八达的要地，并将之变成“第二个班加西”，而政府军则看出这一点，不惜一切代价进行争夺。
阿勒颇是商业重镇，无险可守，但战至今日，双方均不容有失，政府军志在必得，而反政府武装则利用阿勒颇便利的交通，从境外源源输入兵员、装备，战事有长期化的趋势。
在军事方面，7•18爆炸后反政府武装一度发动的“总攻”并未形成其所称的“拐点”，政府军迅速稳住阵脚，并发起反击，对于大马士革当局而言，如果说此前他们还对大打出手有所顾忌，担心“舆论不利”、“影响国际形象”，如今到了这个地步，反倒无所顾忌，可以放手大打。
而在反政府武装方面，随着海外“圣战者”大批涌入的事实广为人知，和反对派武装原教旨色彩日趋鲜明，教派仇杀性质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认识，如今人们已很难将他们当做“手无寸铁的平民”，给予无保留的同情。大量引入“圣战者”势必影响国际观感，但拒绝这些生力军又更难和政府军抗衡，这成为制约反对派战斗力的瓶颈。
在政治方面，伊斯兰合作组织最近中止了叙利亚的会员资格，于此同时，欧美更加强了对叙利亚当局的制裁，令叙当局的日子更难过。此外，欧美和海合会还加强策反力度，使大马士革当局的不少高管倒戈。
然而这些政治危机的影响力并非决定性的：由于叙利亚冲突已演变成教派之间的生存战、总体战，战斗的首要目的系“让自己一派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各方必然是“富有富打法，穷有穷打算”，黎巴嫩的教派冲突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乒乒乓乓直打到今天也未彻底平息，而叙利亚的情况远比黎巴嫩更复杂。
尽管叛逃者增加，但这些人大多是现政权的失意者或“花瓶”，几乎都是逊尼派或库尔德人，而巴沙尔政权的基石——什叶派阿拉维特派权贵，却依旧铁板一块。如果局势继续如此发展，叙利亚冲突的“政治之争”将进一步演化为在中东历史上早已司空见惯的“教派之争”。
不仅如此，极端原教旨势力和外国原教旨武装分子的渗透，已让不少国家更加顾虑重重。海合会成员国约旦已经提出警告。美国虽然希望巴沙尔倒台，也不能不慎重考虑“基地因素”，以免前门驱虎，后门迎狼。
正如前文所言，叙利亚问题的症结关键，是人口占多数的逊尼派瓦哈比派，和实力占优且长期掌权的什叶派阿拉维特派新仇旧恨的积累，在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达到总爆发的地步。由于仇恨已深，任何和平、民主或和解方案，都无法令双方捐弃前嫌、放下猜疑和恐惧，和对方在“同一片天空”下和平共处，甚至坐在一起协商，而在现代文明社会，两个实力相对平衡的族群，又势难通过武力将对方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从这个意义上，不论巴沙尔还能撑多久，叙利亚内部冲突都很有可能长期化、“黎巴嫩化”，而这绝非推翻一个“邪恶政权”，或引入“一人一票”所能化解的。
（陶短房：《纵横周刊》非洲问题研究员）
来源：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