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以色列对哈马斯近乎一边倒的军事打击愈演愈烈。目前，以色列军队不仅摧毁哈马斯办公大楼，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还造成近千名巴勒斯坦人伤亡。但即便如此，以色列仍不依不饶，其已经动员预备役官兵，大有大举挞伐、彻底踏平加沙之势。

这场冲突表面看起源于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实则与2011年中东剧变后的巴以力量对比变化有关。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倒台使以色列失去其在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地区盟友，地缘生存环境空前恶化。以色列之所失正是哈马斯之所得。埃及政权易帜尤其是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上台，使哈马斯得到一大外部强援，以色列对加沙的封杀计划不攻自破。同时，中东剧变后阿拉伯民众意识的苏醒，迫使阿拉伯当政者不得顺应民意，加大对反以的哈马斯运动的支持力度。10月下旬，卡塔尔埃米尔罕见地访问加沙，并承诺提供更多经济援助。哈马斯处境改善使其对以政策更具挑衅性，而以色列对外部安全威胁的反应则变得更加敏感、过激，这种情势变化是导致巴以武装冲突升级的重要地区背景。

然而，巴以力量毕竟不在一个档次上，由此使这场冲突日趋变成以色列对哈马斯近乎一边倒的宰割乃至屠杀。这种场景很容易让人想起2006年7月仅因真主党绑架2名以色列士兵，以色列就大举入侵黎巴嫩，造成黎5000多人伤亡，以及2008年底至2009年初，因哈马斯向以境内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在加沙大开杀戒，造成巴5000多平民伤亡。以色列这样做似乎是刻意要恐吓中东反以力量，警告其不要轻举妄动，从而使以色列变得更加安全。然而，这种“完全不成比例”的报复对以色列并无太多好处。

首先，它不会给以色列真正带来安全感。阿以多年征战表明，阿拉伯人没有能力“将以色列赶下大海”，但以色列同样没有能力彻底打败阿拉伯世界。目前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牺牲巴勒斯坦人合法权益基础上的。而这种建立在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基础上的状况不可能持续存在。而当前以色列的尴尬处境在于：它不肯放弃从阿拉伯世界攫取的既得权益，但还希望阿以和解。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便宜事。由于阿拉伯人口出生率远高于犹太人，而以色列受制于移民潮结束和低出生率困扰，双方人口比例日趋拉大。长远看，很难想象人数日益处于劣势的以色列人，能够在对其充满敌视、且人口不断增长的阿拉伯人包围之中长期安然生存。

其次，这种做法使以色列日渐丧失道义支持，在地区内更加孤立。以色列当初在巴勒斯坦建国以及后来的发展壮大，一定程度得益于历史上犹太人遭受纳粹迫害给世界留下的悲情形象。而且以色列至今仍在“享受”这种悲情角色带来的国际宽容。而当前以色列为了追求绝对安全，过度消费了历史留下来的感情资源，由大屠杀受害者和被同情者，日益成为大屠杀的施加者和憎恨者，日益站在国际舆论的被告席上。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追求绝对安全而无视国际道义，使以色列在道义上变得更加孤立，从而间接恶化了自身安全环境。尤其在当前，随着中东剧变和阿拉伯民众意识日趋复苏的背景下，以色列恃强凌弱的做法很可能刺激正在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的对外矛头日趋转向以色列，伊朗也不会放过这个丑化以色列的绝佳机会，由此使以色列的安全环境更加糟糕。

第三，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可能会缓慢丧失。这些年来，阿拉伯人在常规战场中的频频失利，使其日益转向恐怖主义和游击战争等非常规手段，由此使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变成非传统安全。而以色列在常规军事领域，包括在核领域的压倒性优势，在对付低烈度暴力和非传统威胁时，更像是“高射炮打蚊子”，局限性日益突出。如2006年和2008年底以色列分别针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军事打击，虽然使后者军事上遭受重挫，但其政治声望不降反升，以色列则被贴上滥杀无辜的标签。而目前，真主党和哈马斯军事力量恢复迅速。显然，以色列对用常规军事手段对付非常规武装可能产生的结果缺乏心理准备。长远看，武器射程和爆炸当量增大，使以色列因侵占阿拉伯领土带来的安全屏障功能日渐丧失，其不对称军事优势也逐渐减少。以色列也许有能力将反以武装摧毁几十次，但反以武装只需将以色列摧毁一次就足够了。这种前景使以色列未来安全形势难以乐观。

衡量安全战略水平高低，很重要一点就是能否平衡使用政治与军事手段。没有军事实力保障的安全，是靠不住的安全；没有政治保障的安全，同样是不长久的安全。没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做支撑，军事胜利很难真正转化为持久的政治胜利。克劳塞维茨曾说过，“除非依靠政治协议来巩固，战争结果就绝不会是最终的。”而以色列凭借军事优势一味黩武，实际是“只会做加法，不会做减法”。对以色列来说，缺少的不是实现和平、谋求安全的机会，而是解决问题的眼光和勇气。如果以色列始终将军事战略当做安全战略，缺乏自我节制，其安全追求将像手中攥的沙子一样，攥得越紧，流失得越快。

（作者：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副研究员）

来源：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