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在白宫会晤了一整天，讨论了有关美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以及美国在该地区作用的具体问题。阿富汗面临两种前途。阿富汗问题专家和波士顿大学人类学教授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认为：“发展方向取决于阿富汗是否会打破其长期同外部世界缺乏经济整合的状态。”许多西方国家对此是悲观的。国内任何混乱的党派间斗争（如部落族群），或者邻国的斗争（如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可能会爆发成为战争。抑或，阿富汗可以繁荣起来，重新获得丝绸之路贸易网络中显著的中心地位。巴菲尔德强调，印度和中国正在将200多亿美元投向阿富汗的基础设施，“这并不是出于慈善的动机，而是追求利润和资源。”相比之下，美国自2006以来向阿富汗的基础设施投资了16亿美元。被广泛批评为软弱的卡尔扎伊，并不能够谋求连任。有许多事还要取决于阿富汗的下一届领导人以及邻国建立安全体系以保护投资的意愿。

随着2014年大多数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的日期日益临近，这个国家面临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前途。一种前途是回到1990年代带来灾难和不团结的内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阿富汗先是被国际社会所抛弃，后是沦为邻国阴谋的牺牲品，这些国家为部落种族群体之间的冲突提供资金，潜在地导致了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阿富汗分崩离析。另一种前途则是出现一个由这些同样的邻国提供资助的稳定的、繁荣的阿富汗。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上的自我利益胜过了旧有的狭隘政治。

但是，这两种如此有分歧的路径，如何能够从阿富汗这个相同的起点延展来开呢？面对阿富汗在政治上的分裂以及西方在上述两种情况中的边缘化，各个邻国和各种竞争都是一样的。发展的方向取决于阿富汗是否会打破其长期同外部世界缺乏经济整合的状态。成长中的亚洲经济可以为阿富汗提供扭转命运的投资，从而恢复它作为一个陆路贸易集散地的旧角色，并保证其作为矿产宝库的新角色。不稳定和暴力可以让这个过程脱轨，而阿富汗目前政治阶层的短期思维也提出了一个几乎更为严峻的挑战。

上述这条悲观的路径在阿富汗过去的35年中，已被走过无数遍。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一连串的阿富汗统治者都实行经济孤立主义和宗教排外，将其作为一种保护性的生存回应，来应对接连不断的“大游戏（Great Game）”的竞争者对他们国家的争夺。确实，阿富汗有着几乎是独特的悲惨命运，地缘政治冲突前脚接着后脚地来。在19世纪，英属印度和沙皇俄国将阿富汗作为它们各自的殖民帝国之间一个缓冲国，保护它，又因其而发生冲突。在20世纪，阿富汗变成了冷战中的一个代理战场。而且阿富汗是在塔利班的统治下迎来21世纪的，塔利班的头目就是组织了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的奥萨马•本•拉登。每一场地缘政治对抗的高潮，都是一个或多个外国的入侵、外国军事占领和外国撤军，而其中2014年的撤军将会是阿富汗自1841年以来的第四次外国撤军。

许多分析家都推测，随着美国的撤军将会发生混乱，并预言塔利班会快速取得对于喀布尔软弱的卡尔扎伊政府的胜利。阿富汗的历史并非如此。叛乱分子在将外国军队驱逐出阿富汗方面，确实有出色的记录，但在取代一个由强国资助的喀布尔政府时，又往往挣扎不已。当冲突仅仅发生在阿富汗人之间的时候，叛乱分子反抗外国人的联盟就会瓦解。喀布尔政府的支持者也会历史性地将他们软弱的、被动的统治者换成更加主动的人。被一支外国侵略军所任命阿富汗的统治者失败了，但是那些由一支外国撤退军所任命的统治者则成功了。只有在任何强国伙伴都不干预的情况下，阿富汗才会沦为无政府状态，例如1990年代使塔利班掌权的长达十年的内战。如果阿富汗陷入政治暴力，那么更可能发生的情况则是退回内战，而不是塔利班的胜利。

政治暴力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可以把它们的对抗带到阿富汗，进行一场代理战争，其中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而印度力挺喀布尔政府。或者，阿富汗各地区可以复兴它们的民兵，并将一场双边战争变成一场混战。抑或是中亚各国、俄罗斯、印度和伊朗可以支持一种“两国方案”，也就是将非普什图人的北部、西部和中部，同普什图人的南部与东部分离开来，从而给巴基斯坦留下一个超大型的联邦直辖部落地区。

积极的路径则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当时阿富汗是一张国际陆路欧亚贸易网的繁荣的中心，这张贸易网连接了中国与南亚以及中东。而今天的模式会包括，中国与印度在铁路系统和炼油厂上投入巨资，以开采阿富汗的矿产资源。巴基斯坦和印度将支持修建穿越阿富汗国境的管道和塔架，以便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以及从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进口水电。为陆地所包围的中亚各国将经过阿富汗的道路与新的铁路线，到达伊朗或巴基斯坦的海洋港口。

在西方只有很少的国家非常相信这种可能性，但是它们并没有追随阿富汗的邻国们的行动。除了巴基斯坦之外，所有的邻国都已经承诺进行大规模投资与基础建设，这些会将阿富汗整合到它们的经济中来，这并不是出于慈善的动机，而是出于追求利润和资源。

这份工程清单让人叹为观止。在2008年，印度完成利了一条220公里道路的建设，该道路连接了伊朗的港口恰赫巴哈尔（Chahbahar）和阿富汗的尼姆鲁兹省（Nimroz）。作为一张由印度出资数十亿美元的更大的交通网的一部分，这条新道路终结了巴基斯坦之前对于内陆的阿富汗与中亚的海运转口贸易的垄断。印度还在一项由亚洲发展银行出资5亿美元的工程建设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即修建一条贯穿阿富汗、穿过开伯尔山口直到巴基斯坦的1300兆瓦的、高电压的输电线路。尽管巴基斯坦对印度忧心忡忡，但它已做好准备要成为一个新的中亚和南亚地区电力市场的最大的受益者。在2008年，中国签署了一项30亿美元的采矿协议，获得了喀布尔南部富饶的艾娜克铜矿的一份30年的租约，该铜矿估计价值880亿美元。中国已经开始进行初步的基地开发，并宣布计划在北部出资并建设一条穿过兴都库什山直达中国西部的新疆省的铁路线。其他的开矿工程还包括一项印度出资的协议，即从喀布尔西部的哈吉甘克（Hajigak）矿区开采18亿吨铁矿石，这是一项140亿美元的投资，并且也包括了一座轧钢综合设施和各种交通联络线。

即便是长期停滞的连接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天然气管道（TAPI），也不再像是一场白日梦了。这条造价76亿美元的1800公里长的管道的设计运力高达每年330亿立方天然气，它将会使阿富汗成为土库曼斯坦巨大的过剩天然气的主要出口通道，这些天然气正是资源匮乏的南亚所迫切需要的。

相比较而言，自2006年以来，美国对于阿富汗的基础设施工程投资了16亿美元。

重要的是，这些众多的工程跨越了多种经济部门，而且亚洲那些最大的新兴经济强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工程不需要西方的资助，也不是所有的工程都需要成功促进阿富汗的繁荣。因为每一个工程都来自于在线计算，而对阿富汗制造的麻烦所做的风险—回报计算是变化的。巴基斯坦或许会仔细考虑，如果阿富汗人断绝了与伊斯兰堡的联系，它是否会支持攻击喀布尔。如果中国的投资和工程师受到了叛乱分子的攻击，那它不大可能坐视不理。随着阿富汗的各个邻国变得更加依赖于一个共同的地区市场内部的运输、矿产和能源流，维护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就从一种善意转变成了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对于那些认为阿富汗不可能获得任何稳定性的人来说，1945年之后在西欧逐渐发展的一种相似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则证明了在维护和平方面，经济的相互依存比任何政治条约都要更为成功。

阿富汗政府在这些发展项目中只扮演了一个被动的角色。该政府并没有平衡它与印度和中国的矿产合约，显示出它不具有战略眼光。如果阿富汗希望成为另一个迪拜，而不是另一个索马里的话，它就需要富有想象力的、能够提供一种经济前景的领导人，这种经济前景可以为那些已然遭受太多苦难的人们提供希望。

（作者：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 美国阿富汗研究所主席 译者：杜欢）

托马斯·巴菲尔德近来的研究关注阿富汗的政治发展问题，尤其是地方政府体制和争端解决。他获得了古根海姆学者奖（Guggenheim Fellowship），这使他得以出版他的新书：《阿富汗政治与文化史》（Afghanistan: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2010）。他是波士顿大学穆斯林社会与文明研究所的主任，并且目前担任美国阿富汗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Afghanistan Studies）的主席。

来源：耶鲁全球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