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报道
中东危与机 （策划｜本刊编辑部 统筹｜谢奕秋）
大国经略中东的必修课——刘 怡 军史作家
中国若能制定一个总体上经济适用型的对外战略，在现行国际制度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要好过在中东单兵突进，更好过简单的“西进运动”、“经中亚深入中东”。
美国石油自给会带来改变吗？——于时语 北美专栏作家
能源供应是美国在中东的一项关键利益，但美国在当地的另一项关键利益是以色列的安全生存。美国的石油自给并不能同时保证后一项利益，不足以单独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
叙利亚：僵持中寻出路——张墨宁
现在，国际社会开始理解叙利亚问题了，要求巴沙尔下台这种呼声已经比较弱了。中俄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叙利亚这个潘多拉盒子的彻底打开。
“巴勒斯坦国”向何处走——陶彦召 发自耶路撒冷
即便哈马斯真的愿意接受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存在，巴以之间在巴勒斯坦国的基础边界上的认知差异，也将使“两国方案”面临流产的巨大风险。
中东新兴政权的民生挑战——张楚楚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两年前一场席卷中东的政治风暴虽暂告段落，然而新规则的确立充满了投机性和反复性。面临着“二次革命”的风险，能否切实改善民生环境，是新兴政权稳坐江山的关键。
策划人语——中东危与机
饱受争议的伊拉克战争即将迎来它的10周年纪念日，惨绝人寰的叙利亚街头厮杀还在什叶派中阿拉维派、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德鲁兹人等不同群体之间蔓延。昨天是利比亚内战的余烬点燃了马里的“篝火”和阿尔及利亚的“爆竹”，明天可能就是叙利亚残杀的苦果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和犹太人遍尝。
这里就是中东，二战以来世界政治动荡、军事冲突连绵起伏的地带。“中东”不是精确的地理术语，在能源意义上，它侧重指波斯湾沿岸和阿拉伯半岛上的国家；在军事和政治话语中，它通常与包括埃及在内的以色列周边国家联系在一起；在文化和心理上，它又可以延伸到地中海以南的北非“马格里布”国家。
中东之危，现阶段有4个内部触发点：叙利亚、伊朗、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叙利亚渐成国际“圣战士”速成地；伊朗受制裁，可能铤而走险制造石油危机；以色列扩建定居点，挤压“巴勒斯坦国”空间，同时酝酿对伊朗“摘核”冒险；沙特瓦哈比原教旨主义和石油美元结合，致使教派冲突恶化。
中东之机，中长期看有3个力量源：有选票的本地中产阶级、美国、中国。转型阿拉伯国家中产壮大，有助于避免新制度的异化；美国因能源渐趋独立，对阿拉伯君主国内部问题关注增多，或引致这些国家和平转型；中国与海湾石油国相互吸引，经贸合作加深有益于创造就业，造福本地区跨国打工者。
中东近危远机交织，特定条件下还会相互转化。阿拉伯动荡转眼已经两年多了，当事国仍然处于失业潮引发的政治不稳定期。美国因为国内的“页岩气革命”显著降低了对中东能源的依赖，有可能会接受一个更加混乱的中东。中国逾一半进口石油来自中东，未来参与塑造中东格局时，既要敢于置喙中东战与和问题的主要源头—巴勒斯坦问题，也要更重视在联合国框架内处置叙利亚、伊朗局势。
中东是大国矛盾、利益交汇地区，英法和苏联曾经的介入都无可奈何花落去；强大如美国者，也两度遭受来自中东地区的折辱。中国要打造符合有限度能源安全目标、不被非理智盟友拖累的“经济适用型”战略，以使资源富集的中东成为中国全球外交的新舞台。
（策划：本刊编辑部 统筹：谢奕秋）
来源：《南风窗》2013年第5期
大国经略中东的必修课
中国若能制定一个总体上经济适用型的对外战略，在现行国际制度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要好过在中东单兵突进，更好过简单的“西进运动”、“经中亚深入中东”。
201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10周年。曾几何时，不少国人津津乐道“美国借伊拉克战争控制中东石油”，如今，美国在伊拉克的石油储量份额不及中国、英国、俄罗斯甚至马来西亚，又有人在渲染美国在中东的败退，鼓吹中国利用值守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机会替代美国守卫波斯湾出海航道，逐步地实现中美在中东的角色换位。而对于美国国内方兴未艾的“页岩气革命”，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既然美国自己的石油供给不再依赖中东，华盛顿更有理由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而一旦海湾失火，势必殃及中国能源安全。
要探讨这些假设的现实意义，必须厘清三个问题：一直以来美国对中东能源产地及其输出通道（Access）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治理方式？美国脱离中东、“抛弃”中东，究竟是幻象还是现实？中国的能源安全与海外石油输入通道，究竟是不是到了太阿倒持、岌岌可危的状态？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解答，不啻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经略中东的必修课。
中东欢迎“自由领导者”
16世纪至今，先后有两个海上强国建立过覆盖全球的政治经济体系，即“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与“美国治下的和平”。按照政治经济学家马克·布罗利的解释，英美两国属于一种和拿破仑法国、希特勒德国差异相当显著的“自由领导者”，它们是当时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资本密集型国家，对扩张自由贸易极感兴趣，既有意愿也有能力推进一种开放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建立，同时承担维护该体系所须付出的成本。
从这个角度审视二战后的中东问题，观感会大不相同。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前，美国对英法在中东的存在已生不满，这不光是新兴霸权与老牌殖民帝国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英法已无力维持一个以西欧为中心的全球自由经济体系。当它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付出维持体系所需的成本时，留在“不列颠帝国”或“法兰西帝国”虚名下的中东区块—从波斯湾沿岸到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就只是某国某家的私利。即便不考虑利用刚刚苏醒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争夺新油田的因素，美国也不可能支持英法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
紧接着，美苏也借阿以冲突在中东展开角逐。阿以问题固然是由历史、宗教等复杂因素积蓄而成，美苏矛盾却是不折不扣的自由领导者对“背教者”的遏制，华盛顿已经可以肯定莫斯科及其经互会集团是一个新的“大陆同盟”（《提尔西特和约》后拿破仑组建的对英封锁集团）。作为产油国的俄国本身不需要中东石油，但它可以借助对埃及、叙利亚的渗透，在阿拉伯半岛和黎凡特地区制造动荡，抬高油价或增加其运输成本，目标是使中东原油无法以稳定和持续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妨碍美国主导的开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行；而苏联及其经互会盟国本身构成一个封闭经济体，它们的能源供给由苏联和罗马尼亚保障，不在美国主导的体系内。
美国要借以色列达成两个目标：一是“打”，使主要以金主身份出场的沙特、阿尔及利亚等产油国怀疑其军事盟友埃及、叙利亚的战斗力，未敢轻易动用石油减产、禁运等手段威胁西方世界停止援助以色列；二是“拉”，以埃、叙军事上的失利为契机，扩大阿拉伯国家与苏联之间，以及反以同盟内部的矛盾，尤其要把头号反以军事强国埃及拉过来。事实证明这种策略行之有效，除去1973年危机这个意外，大规模石油供给中断的状况并未发生。
冷战前中期的中东外交史说明，由于自身实力的积累尚未完成，中东不论是带有反叛性质的共和制国家还是新兴的君主制国家，绝大多数都不反感甚至会欢迎区外的“自由领导者”来提供某种国际秩序，从而避免自身遭受其他势力的恶意侵伐。当英国无力承担帝国维和的义务而蜕变为一个法国一样的民族主义国家，领导权顺势落入美国手里，就是早晚的事。
美国扬弃中东的原动力
进入1980年代，事情开始起变化。前3次中东战争中，作为军事反以主力的埃及、叙利亚与其资助者沙特之间存在牵制关系：埃、叙两国军事实力不俗但并非产油国，财政濒于破产；手握大把石油美元的沙特地广人稀，既无能力、也无意愿涉足军事行动，于是资助者和行动者的分工相当明确，也不易走极端。但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企图争当中东霸主的伊朗、伊拉克这两个国家，都是既有石油“钱袋”、军事上又咄咄逼人的地区大国。它们争夺石油产地、威慑整个阿拉伯半岛、把中东石油输出通道控制起来的野心，要比冷战前中期四分五裂的阿拉伯集团可怕得多。美国的反应因而也更加激烈—1991年和2003年的战争都是为了摧毁伊拉克的军事能力，今日对伊朗的空前制裁则是要断其财路。
核问题的出现使事情变复杂了。核武器的政治功效在于，一旦具备了这种能力，就可以在本地区形成广泛的威慑，如果再辅以可观的常规力量，波斯湾产油区被一国控制或要挟的几率会大大增加。它的副产品则是不稳定性的传导，如敌对国家也会尝试发展核能力，或者倾向于对有核国家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与以色列目前就处在这种情境中。伊朗的核工程及其远程载具，还与巴基斯坦和朝鲜的核扩散活动有关；伊朗革命卫队频频威胁的“切断霍尔木兹海峡”，比之恐怖分子对伊拉克油田的袭击，其给世界石油期货市场造成的扰动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要继续承担“自由领导者”的角色，就必须对这些威胁做出战略性回应，而以自身“能源自给”对付“石油讹诈”，便是其中重要一环。
伴随水力压裂提炼页岩气（Shale gas）技术的实用化（该技术在2000年左右就已得到完善），2008年以来北美页岩气产量出现了井喷式增长，目前美国已在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加上作为页岩气衍生物的页岩油生产喜人，美国能源自给率出人意料地直线上升。2012年美国总体能源自给率已超过80%，石油进口率不到五成，而在进口石油中，中东原油所占的比重已从2001年的28.6%下降到不足15%；国际能源署（IEA）发表的年度报告甚至认为，伴随页岩油生产技术的改进，到2020年美国将超过占当前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20%的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第一大产油国，并在2035年实现能源完全自给。如此一来，中东石油板块乃至俄罗斯财政部大楼都将受到震动。最近传出的西方头号油企埃克森美孚正兜售其在伊拉克的某世界级油田项目的股权一事，或将是美国从中东能源市场淡出的新标志。
总而言之，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以及国内的能源自给努力，本质上是为了确保全球能源供给畅通、开放的国际政经体系运转良好而付出的成本；虽然体系中所有的国家都能分享收益，但作为最强大资本密集型国家的美国收益势必也最大（如借助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美元回流）。当然，美国也会犯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帝国式过度伸张”错误，首要问题就是过度迷信其权力，无意义地扩张战略义务，甚至试图越过既有的国际制度，依靠直接控制来达成短期战略目标。小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行动正是这种直接控制思路的产物，它们的高昂成本也是奥巴马政府“扬弃”中东的原动力。这种“扬弃”，部分是基于自信可以透过“以制裁逼和谈”的方式约束伊朗的核暴走（如寄望于今年6月的伊朗总统大选换掉强硬派），部分是试图利用象征性的“抽身”离场凸显伊朗的军事威胁，从而阻止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扩大贸易，部分则是缘于有新的建设性力量可以替补（如中国企业在伊拉克承担的经济振兴角色）。
中国能源安全的虚与实
不仅美国要在经略中东时为中国留一席之地，随着西方经济近几年陷入衰退和停滞，中东产油国对中国消费市场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中国早已取代美国成为沙特石油最大主顾，大量沙特留学生正被派往中国，说明以冷战思维衡量国家间亲疏关系已经不合时宜。
退一步说，中国经济稳定与中东能源通道间的关联，现阶段也还没到“生死攸关”的程度。事实上，中国在2010年后的总体能源自给率甚至超过美国，其中煤炭可以完全自给。当然，石油需求量和对进口的依赖度逐年上升也是实情。目前，中国石油进口量占石油总需求的比例接近六成；而据国际能源署估计，这一数字到2035年可能上升到85%。这意味着国际能源供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颇大（石油进口依赖度很难简单量化为能源安全系数）。统计数据表明，中东原油在中国进口石油总量中超过一半，其余来自非洲、俄罗斯、中亚和东南亚。由于中东和非洲原油（加总占中国进口量近八成）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运往中国，近年来围绕中国能源安全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几乎都提到了强化海上力量的意义。
大海军对保障海上交通线安全、为经济持久发展创造条件的意义无须赘言，需要澄清的是这种功能与维护能源安全或“打破霸权国家对能源通道的垄断”之间能不能划等号。首先可以肯定，“中国能源通道被彻底切断”或“美国对中国实施能源封锁”不会是一种常态设定，在中国对全球经济格局影响至关重要的背景下，人为妨碍或破坏这一主要经济体的正常运转，只会给整个开放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转带来负面影响，这完全背离了美国殚精竭虑把中国拉进这一体系的初衷。再进一步说，如果真的到了美国开始对华实施全面石油禁运的关头（类似1941年美国对日本的做法），两国爆发全面战争恐怕只是时间问题，那时需要考虑的已经是能源替代和战时动员，而不是常态的保障手段了。
其次，经马六甲海峡输入的中东和非洲石油并非单单流向中国；韩国、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也从中受益。这就决定了当中东或马六甲航路发生动荡时，不需要中国单打独斗地去“保障能源通道”。在成熟的国际经济体系内，战略性海上交通线属于公共资源，其安全一向由国际社会共同负责。在没有条件、也没有动机去承担整个体系运营成本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做的是承担自己的相应份额，而不是过于积极地大包大揽—中国的海上力量在可见的将来，很难指望与美国并驾齐驱；美国即便暂时退出中东（就像它将亚丁湾护航任务分解给各国一样），首选的安保移交对象也是欧盟而非中国。如果切断中国航路的是美国，则又回到第一种情况，不能指望由海军单独“维权”了。
既然绝对的能源安全并不存在，那么就要为设定一个合理的能源安全系数核算相应的成本。最近10几年，中国国有能源企业对开展海外投资颇下功夫，理由之一就是“实现石油来源多样化，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结果或高位吃进而大亏、或因政治羁绊而受阻。况且，这些购得的海外油田分布于世界各地，千里迢迢将其产油运回国内，价格未必比从周边进口来得便宜，所以很多产油其实是中途卖给别国了。如果相关部门和企业更“务实”一点，把海外投资看成是理智的商业行为而不是高调的“保障国家安全”，收效或许会更佳。
打造“经济适用型”战略
中国的中东外交也并非只有能源安全这一考虑要素。22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和基建市场，以色列与中国的科技和军事合作，伊朗核冲动吸引美国眼球对于中国在亚太与美博弈的掩护效应，中国在这一重要能源供给地扮演的角色对其国际形象和未来战略规划投射的影响，等等，都是中国在制订中东进取目标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这些分属不同层次、方向的目标中，有的相互间可能有抵触，这时就需要权衡利弊，做出抉择。
例如，以色列希望中国放弃伊朗石油，甚至提出让中国公司建设穿越以色列沙漠的铁路，把地中海沿岸的液化气运到红海沿岸，从那里装船运到中国。美国也不止一次暗示沙特可以替补中国在伊朗失去的石油份额，并鼓励中国油企进入伊拉克。对中国来说，伊朗石油及其通道的价值在于增加能源安全冗余度，但这个“安全”始终是建立在全球经济体系大致运转正常、能源供给不出现长期中断的基础之上的；“冗余”不应成为负担，更不应成为依赖。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弱国“绑架”强国、核心国家为其盟友所拖累的情形，这种危险往往与两项前提伴生：一是核心国家过度延伸安全承诺，为“名”所累；二是结盟对象过于单一、缺乏灵活性。是以在西方收紧对伊朗制裁的背景下，中国在波斯湾谋求怎样的华丽转身，须作缜密设计。
再如，中国企业新近接手巴基斯坦西南部瓜达尔港的经营权，中外媒体对此“联想”颇多。有人士认为该港可以被打造成中国军舰的海外补给基地和看护霍尔木兹海峡的桥头堡，实则瓜达尔港在完备程度、保障能力和可靠性上远不及东面的卡拉奇港。单从军事角度看，与其耗费不赀地建设百业待兴的瓜达尔，不如直接使用卡拉奇港的现成码头、干船坞和机场（巴基斯坦海军一直鼓励这种意向）。比较现实的考虑是开发瓜达尔港的商业潜力，但其前“东家”新加坡港务局自2007年以来即致力于这一工作，收效乏善可陈，皆因巴基斯坦政府在与阿联酋等国合建炼油厂之类重大问题上障碍多多，绝非一两家中企的介入就可以化解。从更大范围看，中国在印度洋的挺进意义深远，容易引起占有“主场优势”的印度海军乃至部署于卡塔尔、巴林和迪戈加西亚基地的美国海军的敌意，而可以在第一岛链内建起“反介入区”的中国岸基武器还覆盖不到南亚和整个印度洋。要在印度洋建立有效存在，必须增加用于远洋作战的“高端”舰艇平台的数量，这又牵扯到更复杂的战略平衡和国防预算问题，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
如果说美国“扬弃”中东、将全球战略的重心调整到太平洋，是一种“经济适用型”战略，那么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这种战略同样是有意义的。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最重要素质是懂得塑造和利用体系，在国际合作和一体化中降低“亲力亲为”的成本，同时在避免零和博弈（冲突系数过高）的前提下实现利益最大化，尤其要避免沉迷于短期利益，避免盲目相信直接介入带来的收益可以长久保持下去、甚至误以为可以脱离体系而存在。中国若能制定一个总体上经济适用型的对外战略，在现行国际制度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要好过在中东单兵突进，更好过简单的“西进运动”、“经中亚深入中东”。
中东是大国矛盾、利益交汇地区，英法和苏联曾经的介入都无可奈何花落去；美国在海合会君主国家的得利，也不能掩盖其在两伊和埃及的失利。若要使资源富集的中东成为中国全球外交的新舞台，仅仅取鉴别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不够的，还有更多的时代课题等待着国人去选修。
（作者：刘怡 军史作家）
来源：《南风窗》2013年第5期
美国石油自给会带来改变吗？
能源供应是美国在中东的一项关键利益，但是《纽约时报》曾经坦率指出：美国在当地的另一项关键利益是以色列的安全生存。美国的石油自给并不能同时保证后一项利益，不足以单独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
在新开发技术尤其横向钻井技术的推动下，原来无法开采的大量页岩油气储藏得到释放，造成近年来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强劲增长，以至于在2011年，美国自1949年以来首次成为石油制品净出口国。按照国际能源署去年10月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20年，美国的石油产量将超过欧佩克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这一前景不仅将会彻底改变全球能源市场贸易格局，彭博通讯社2月13日甚至质疑：随着美国再次成为石油大国，欧佩克组织究竟还能生存多久？
更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是，美国的石油自给会对中东尤其海湾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美国两度被折辱
1980年代初期中国引进的第一批好莱坞电影中，有一部名为《车队（Convoy）》，讲的是一位长途卡车司机“橡皮鸭子”与公路警察作对的故事，社会背景则是我行我素的世界老大美国，如何在中东产油国家的钳制之下，不得不做出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改变。
汽车是美国现代生活和个人自由的最好标志，尤其是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发起建造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大大强化了汽车在美国生活的作用。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郊外最低设计时速是120公里，建成后的实际驾驶速度一直超过了129公里。1973年中东赎罪日战争爆发后，欧佩克属下的中东产油国家在沙特阿拉伯领头下，破天荒地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触发了美国国内空前的石油供应危机。为了降低石油消费，美国国会和尼克松政府被迫于1974年通过和签署了“国家最高时速法”，强行在全国范围内限制公路最高时速为不到89公里。
突然把公路时速硬性降低30%以上，无疑是对美国人日常习惯和个人自由的极大冲击，特别是每日驾驶时间有严格限制的卡车司机的生计更受到严重损害。除了人们普遍违法超速驾驶，执行最高时速法的公路警察也成为社会最憎恶的对象。1975年，一首题为《车队》的“抗议性”歌曲因此迅速红遍全美，几年后被好莱坞拍成上述电影。
美国朝野对这一“屈辱性”经历自然耿耿于怀，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也因此于1975年发端。同年3月，发起石油禁运的沙特国王费萨尔被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侄子刺杀，动机至今扑朔迷离。阿拉伯舆论普遍认为这与费萨尔国王的石油禁运决策有关。清楚的事实是费萨尔国王的反美举动，是罗斯福总统与老沙特国王达成以军事保护换取石油供应协定以来的唯一例外，自此之后的各任沙特国王都积极亲美，再无费萨尔的“轻举妄动”。
另外一个历史事实，便是自从欧佩克成立以来，中东主要产油国逐渐掌握了石油生产和定价的主动权。而美国和欧洲社会对石油的高度需求，造成西方世界向石油出产国的财富大流动，尤其是流向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虽然不少石油美元由于购买昂贵的西方武器而回流美欧，巨大的石油财富还是显著增加了海湾石油出产国尤其沙特的国际影响力。
沙特阿拉伯控制伊斯兰头号圣地麦加，其实从1924年“太祖”老沙特武力征服汉志王国才开始。这之前，麦加几乎一直归阿拉伯哈希姆家族世袭的麦加沙里夫（Sharif，阿拉伯语指贵族）管辖，当地许多古迹都有千年以上历史。而在沙特瓦哈比教派“反偶像崇拜”原教旨狂热下，当地90%以上的古迹被摧毁。沙特政府今天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并不是拥有圣地麦加，而是巨大的石油美元支持下的对外宗教宣传和金钱援助。
在当今伊斯兰世界中，沙特援建资助的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h）比比皆是。仅仅巴基斯坦一国，这样的学校就有数万所。沙特王室信奉的瓦哈比教派主张的原教旨主义，也是通过这种官方和私人渠道向外广泛传播。最重要的两个结果，其一是逊尼派极端主义的高涨，例如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本义 “学生”）组织就有很多人是这种学校的产物。连伊斯兰传统相当松懈的印度尼西亚，如今也在这种影响下出现非常极端的组织。第二便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教派矛盾激化和深化，这是因为瓦哈比原教旨主义把所有非主流教派尤其是什叶派看成不共戴天的异端，教派残杀日渐失控的巴基斯坦又是一个典型例子。
可以说，今天世上绝大多数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几乎都与这种泛滥的石油美元有关。创立基地组织的本·拉丹之外，参加9·11恐怖袭击的19名亡命之徒中至少15名来自沙特，充分说明这个情况。而在2001年这次死伤枕藉的恐怖事件后，白宫高层绕开全国禁飞令，特批多架专机接送数十名沙特特权人物包括本·拉丹亲属回国，足以说明华盛顿对沙特王室倡导的原教旨主义无可奈何，堪称石油禁运之后美国再次受到的来自中东地区的折辱。
美以沙三角同盟
此一时彼一时也。一旦美国不再在能源需求上受制于海外尤其中东产油区，华盛顿还会继续容忍沙特等国的石油美元支持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甚至有论客认为，在能源自给自主的情况下，山姆大叔可以在大中东随心所欲，自行其是，尤其不必再对日益上升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假以辞色。
笔者认为上述看法过于简单化。不错，能源供应是美国在中东的一项关键利益，但是《纽约时报》曾经坦率指出：美国在当地的另一项关键利益是以色列的安全生存。美国的石油自给并不能同时保证后一项利益，不足以单独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近日发起少见的阻挠议事程序，旨在反对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哈格尔。后者的主要罪状无它，正是敢于公开质疑华盛顿向以色列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损害了美国自身利益。哈格尔在参议员任上的名言，便是“我是代表内布拉斯加的参议员，而不是以色列的参议员”。
如果说美国的能源自给是个长远过程，我们也可以讨论亲以色列势力对美国政治影响力的未来演变。确有若干长远趋势威胁到美国社会上层的犹太势力，特别是天主教拉美裔和亚裔人口比例的高速增长、美国犹太人在外族通婚和其他影响下族群认同弱化，以及近年教育界出现的“犹太智能”退步迹象等等。但在未来几十年中，这些量变趋势还不足以造成犹太精英影响力的质变。
曾经合著《以色列游说势力与美国外交政策》而开罪犹太势力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瓦尔特（Stephen Walt）新近在《外交政策》网站坦承：“以巴冲突不会通过两国方案解决。”这意味着华盛顿将不得不在外交上为这一局面继续埋单，而无法从中东脱身。
以色列当前把伊朗及其核计划看成头号威胁，而与沙特组成心照不宣的权宜同盟。不少论客认为该策略非常短视，并指出正如美苏在二战结束后化友为敌，与以色列利益冲突无法调和的真正长远敌人，乃是四周直接相邻的阿拉伯人。照此逻辑，与阿拉伯人明争暗斗了1000多年的伊朗（波斯）人，应该是以色列“远交近攻”的联合对象，只是以色列近乎偏执地把其实不能无限期维持的中东核垄断看成最高国家利益，而无法顾及这一大中东千年历史模式。
然而，蕞尔小国以色列在中东的优势地位，除了自身的努力和美国的支撑，很大一个原因是对手的四分五裂。前述沙特瓦哈比主义和石油美元结合的两大后果，是伊斯兰极端主义高涨和教派冲突恶化，前者固然对美国伤害很大，后者却符合华盛顿及以色列的特殊利益。譬如在黎巴嫩，伊朗支持什叶派的真主党，沙特支持逊尼派的前总理哈里里；在巴勒斯坦，伊朗支持哈马斯，沙特支持法塔赫；在伊拉克，伊朗支持什叶派总理马利基，沙特支持在野的阿拉维；在叙利亚，沙特积极支持叙逊尼派取代得到伊朗力挺的巴沙尔。加上目前的海合会国家中，卡塔尔等海湾小国对伊朗斗争态度并不坚决，故出于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及华盛顿自身对付伊朗的考虑，美国即便在能源完全自给后，也不会弃沙特如敝屣。
一言以蔽之，由于瓦哈比教派是伊斯兰世界教派冲突的最大推手 （对比之下，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便展示了与什叶派伊朗和解合作的明显愿望），即便没有能源需求，华盛顿继续支持沙特，也完全符合分而治之的传统外交策略。
（作者：于时语 北美专栏作家）
来源：《南风窗》2013年第5期
叙利亚：僵持中寻出路——专访著名中东问题专家殷罡
现在，国际社会开始理解叙利亚问题了，要求巴沙尔下台这种呼声已经比较弱了。中俄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叙利亚这个潘多拉盒子的彻底打开。
到目前为止，叙利亚的流血冲突已经致使逾6万人死亡。旷日持久的对抗似乎没有终结的迹象。阿拉伯世界的动荡蔓延到叙利亚就成了一场厮杀，并且成为各方角力的混乱棋局。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相比，叙利亚的局势尤为复杂。反对派会把这个国家引入什么方向？各方势力如何考量自身在未来中东格局中的地位？本刊就此专访了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秘书长殷罡。
乱中僵持
《南风窗》：叙利亚的内乱已经持续两年了，从最开始的抗议运动发展为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军事对抗，现在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和反对派武装分子似乎谁也扳不倒谁，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如何？总统巴沙尔最近仍然表示有信心赢得内战，他现在是在采用拖延战术直至2014年下台吗？
殷罡：巴沙尔现在就是要保住自己的合法性，他不能后退，否则叙利亚的局势将变得不可收拾，阿拉维派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实际上，西方和阿盟现在也不愿意让他垮台，因为即便巴沙尔垮台，谁也得不到叙利亚。
巴沙尔政权的反对派，一部分是流亡海外的知识精英，还有一部分是各个地方势力组成的武装团伙，形成了叙利亚自由军。但自由军不是一支完整的军队，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能够做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呼应就不错了，还谈不上协调，基本上是各个武装团伙的孤立行动。政府军方面虽然有叛逃，但大部分核心留下了。阿拉维派控制了安全部门、空军以及最核心的部队，这些人作战能力非常强，而自由军并没有得到外部的大规模武力支持和武器援助，所以就形成了战场上的僵局。目前，政府军方面似乎越战越勇，他们可以抵抗住自由军或者其他反对派武装对一些地域的进攻，像北部城市阿勒颇，反对派打了几个月始终还是没有完整控制那个区域。
事实上，海外流亡的知识界和自由军是可以与政府进行对话的。真正在叙利亚制造恶性爆炸事件和起到颠覆作用的，恰恰不是他们，而是数以万计由外部渗透的宗教狂热分子和极端分子。开始的是来自伊拉克、约旦、利比亚这些地方，现在连车臣、阿富汗的某些宗教势力都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谁还说希望武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就比较糊涂了。
《南风窗》：也就是说，现在叙利亚局势要比当年利比亚更为复杂？
殷罡：是的。叙利亚的局势要比当时的利比亚复杂得多。卡扎菲一方有雇佣军，反卡扎菲一方有外来官方势力，包括卡塔尔空军、北约空军，但是反卡扎菲的更多是利比亚人自己，情况还比较简单，但是叙利亚已经成为地区冲突、种族冲突和宗教冲突的混合体。巴沙尔和反对派之间不会轻易妥协，即便巴沙尔在某种国际势力的支持下可以和反对派联盟对话，从外部渗透的基地分子也不会参加这种对话，他们会颠覆对话结果。
《南风窗》：库尔德人在内战中好像左右摇摆，一开始保持中立，后来又参战。他们会是搅乱叙利亚局势的因素之一吗？巴沙尔政权和反对派对库尔德人分别是什么态度？
殷罡：反对派中有一部分是库尔德人，他们与自由军有所不同。自由军是逊尼派阿拉伯人反对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的统治，而库尔德人是希望维持自己传统居住地的和平，不希望遭到任何一方的践踏。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居住在北部地区，与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人是跨边界的。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都有库尔德人。过去，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生存状况是最好的，待遇最公正，也没有发生反叛。在反巴沙尔的运动和对战中，库尔德人开始至少是保持中立的。现在，他们的处境比较微妙，库尔德人也有自己的上万人武装，他们要考虑在叙利亚的未来。因为，阿萨德家族待他们不薄，他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占少数派的阿拉维派统治这个国家，这对他们是有利的。如果逊尼派阿拉伯人统治国家，未必对库尔德人有多好，但是阿拉维派现在前景不妙，所以他们又不敢与叙利亚自由军作对。库尔德地区实际上是巴沙尔和反对派双方都要收买的对象。只要库尔德人不卷入，叙利亚的冲突还是可控的。
土耳其也不希望叙利亚的库尔德势力在这场内乱中占便宜，否则就会造成对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鼓励。所以在和叙利亚北部交界的地方，土耳其处于一种纠结状态。而且，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实际领导巴尔扎尼也希望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牢牢控制自己的地盘，并且在将来的政治格局中有稳定的政治份额，这样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有好处，等于变相有了一个出海口。
各方角力
《南风窗》：叙利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内部的对抗，还有区域斗争，某些外部势力都想对叙利亚施加影响，其未来的走势如何？
殷罡：阿拉维派勉强可以称为什叶派，它是伊斯兰什叶派、萨满教甚至还有基督教教义的混合体。阿拉维派在叙利亚掌权实际上是对逊尼派的一种惩罚。阿拉维派的人过去社会地位比较低下，都是仆人、长工，属于社会杂役阶层。上世纪20~40年代，法国对叙利亚进行委任统治，实行义务兵制，要求各家各户出兵源，于是地主让自己的长工去当兵、商人让仆人去当兵、富人让穷人去当兵。也就是说，逊尼派让阿拉维派去当兵。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其思潮传入叙利亚，最先接受这种思潮的肯定是受压迫的人，而这些阿拉维派的青年当时恰恰掌握着军权，所以顺理成章地接管了这个国家，一直统治到现在。
阿拉维派内部也有分化和派系斗争，后来逐渐服从了阿萨德家族。阿萨德家族还是比较聪明的，他们意识到靠少数人不能统治多数人，于是和逊尼派的富豪、中产阶级结成联盟，阿拉维派的权势和逊尼派的资本结合，构成了阿萨德政权的骨架。比如说去年叛逃的塔拉斯，他是小阿萨德信任的逊尼派青年将领，他的父亲老塔拉斯又是老阿萨德信赖的军事强权人物。小阿萨德的妻子也是来自于逊尼派的一个大家族。
阿萨德政权高压统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矛盾。上世纪80年代初，老阿萨德做出了一些社会改革，穆斯林兄弟会非常激烈地反对，穆斯林兄弟会曾经占领了哈马，处决了哈马的几百名复兴党官员。这招致了阿萨德家族的血腥报复，当时，小阿萨德的叔叔里法特·阿萨德率领的政府军围攻这个城市。根据反对派缴获的政府资料，哈马大屠杀至少造成了2.6万人死亡。因此，这个政权和穆斯林兄弟会有很深的仇恨。此后，穆斯林兄弟会几十万人流亡国外，现在已经繁殖到百万人以上。因此，阿萨德政权不得不保持一种高压统治，稍微一松，穆斯林兄弟会就会杀回来。
所以，叙利亚就是一个中东矛盾的集合体：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矛盾，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德鲁兹人、什叶派中阿拉维派的矛盾。同时，叙利亚在法理上还和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它的南部一小块领土还被以色列占领着。叙利亚的周边又是土耳其、约旦、以色列、黎巴嫩这些国家，地缘环境非常复杂。叙利亚刚发生内乱的时候，我就做出了一个判断，北约不会像对待利比亚那样出兵，出兵就是捅马蜂窝。叙利亚是最适合通过政治手段、街头压力实行渐进式政治变革的国家，但恰恰某些外部势力把它搞乱了。阿盟搞乱叙利亚的最初目的，就是一定要在叙利亚实现真正的逊尼派阿拉伯人主导，改变什叶派少数派统治的现状。这个现状本来是由冷战造成，但是通过暴力手段去改变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南风窗》：叙利亚反对派的海外总部，土耳其有一个，现在埃及又有一个，两个有什么区别？土耳其和阿盟在叙问题上有重大分歧吗？
殷罡：自由军是受到土耳其庇护的。因为开展军事活动需要很好的地理条件，叙利亚自由军与土耳其关系很好，打了败仗可以退到土耳其，伤员也可以送到土耳其。但突厥人对于阿拉伯人来讲是一个异族，一般的阿拉伯人对土耳其人是警觉的。自由军在地理上不得不投靠土耳其，这使得一些阿拉伯人感到别扭。
而在埃及的是政治上的反对派，是非暴力的，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活动基地放在土耳其，那样的话，他们觉得会成为阿拉伯人的叛徒。这部分人在叙利亚的奋斗目标就是恢复阿拉伯人的统治，所以他们一定要亲近阿拉伯，而不会把土耳其作为一个依靠对象。
土耳其和阿盟在叙利亚问题上当然是各打各的算盘。中东地区动荡以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一会去利比亚，一会去埃及，幻想着阿拉伯人会采用土耳其政教分离的现代发展模式，试图输出土耳其的影响，但都被顶了回去。所以现在土耳其处于一种防守的姿态，害怕阿萨德政权做困兽斗，冒险对土耳其实施打击。而且土耳其也不可能给自由军太大的支持，或者协助他们进攻，以免战火烧到土耳其。
在更迭阿萨德政权这个问题上，阿盟和土耳其是一致的。但是更迭之后怎么办，他们不可能一致。在中东地区，任何一场冲突都要观察4个主体民族之间关系的运动：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和犹太人。现在，4个主体民族都在叙利亚这个大舞台上表演。以色列轰炸它的军事研究中心；土耳其人支持自由军以发挥影响；伊朗革命卫队派出的秘密武装人员和黎巴嫩真主党渗透到叙利亚去挺巴沙尔政权，因为巴沙尔政权是伊朗苦心经营30年的中东什叶派联盟中的重要一环。
《南风窗》：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都想争夺埃及曾经在中东的老大地位，所以它们都希望能够通过影响叙利亚达到自己的目的，刚才您已经谈到了土耳其和伊朗的态度，那么沙特呢？
殷罡：沙特毫无疑问是想改变和影响叙利亚政局，让叙利亚成为一个真正的阿拉伯国家，所以支持叙利亚自由军。在“叙利亚之友”会议上，沙特是最早呼吁北约军事干预的，希望能够复制利比亚模式。在中俄否决了军事干预、北约又对军事干预迟疑的情况下，沙特很失望。它对叙利亚现在似乎有一种减少作为的趋势。
未来在何方？
《南风窗》：叙利亚未来会陷入一场长期的报复性教派战争吗？新体制的形成如何才能避免进一步的流血冲突？
殷罡：陷入复仇性的教派战争可能会是长期的。面对这个问题，叙利亚和埃及的情况不一样，埃及的宗教势力穆斯林兄弟会经过了几十年的磨难，他们已经与时俱进到可以被纳入宪政体系，而且这个国家有宪政传统。但叙利亚显然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新的体制首先要恢复阿拉伯人逊尼派在叙利亚的应有的地位，同时给叙利亚的少数派阿拉维派和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平等公民权，不能搞复仇。其次就是清理外来武装分子，这些外来武装分子占到叙利亚战场活跃分子的至少20%。
《南风窗》：叙利亚的反对派一开始就以“埃及的今天是叙利亚的明天”作为口号，但是现在埃及也陷入混乱，穆尔西和司法界的矛盾也越来越深，这是为什么？“埃及的今天”对叙利亚有什么启示？
殷罡：尽管现在埃及执政的穆斯林兄弟会组建了政党，但背景还是宗教的。穆斯林兄弟会摘取了革命果实，想把埃及的宗教化程度提高一些。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尤其是司法界反对穆尔西，主要是因为他犯了一个大错，发表宪法声明撤换总检察长。埃及的司法界一直是相对独立的，根据穆巴拉克时期的宪法，总统是没有权力撤换总检察长的，甚至没有权力确定，只能是总统提名、议会批准。而穆尔西上来比穆巴拉克还专权，这就让人们难以接受了，司法界当然不能答应。对于世俗派、基督徒也就是科普特人来讲，过去的萨达特时期，伊斯兰法仅仅是埃及宪法法律的来源之一，穆斯林兄弟会却把它改成了宪法的主要来源，强化伊斯兰教法，宗教化程度就进一步提高了，这些人也不干了。
穆尔西对宪法修订非常仓促。修宪的时候，埃及军方本来想在制宪委员会安插一些世俗派进去，但人数没有凑够，结果制定宪法的还是一些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新的宪法虽然限定了总统任期，似乎是限制了总统的权力，但还有许多没有说明的地方，比如政教关系、军队作用、妇女地位等等。这种情况下举行宪法公投肯定会招致不满，上街游行也就是必然的。穆尔西现在受夹板气，穆斯林兄弟会希望他成为一个强势的总统，而选民要求他公道，所以他在经济上不可能有很大作为。
埃及的变革由广场青年、自由派现代青年发动，是世俗的。全国都被卷了进来，最后掌握政权的不是变革的发动者，而是穆斯林兄弟会。也就是说，变革的初衷和结果是不一致的。埃及现在的混乱，说明全民运动的后患是很难收拾的。
《南风窗》：如果巴沙尔战败的话，国际社会会做出什么反应？
殷罡：观察叙利亚局势得看霍姆斯这个城市在谁的手里。大马士革、霍姆斯、阿勒颇这3个城市非常重要，如果政府军守不住阿勒颇，那么北部地区就成了叙利亚的班加西，现在政府军还在死扛。
拉塔基亚是阿拉维派的老巢，若大马士革守不住，巴沙尔会通过霍姆斯撤退到塔尔图斯、拉塔基亚沿海山区一带。拉塔基亚山区30到100公里的范围内，阿萨德政权用很多年构筑了很强的最后生存根据地，储存了足够30万阿拉维派精英使用的食品、弹药、水和医药，他们会在这一带顽抗。当内战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俄罗斯会百分之百出兵保护它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保护这个阿拉维派抵抗区。这种前景美国和法国都知道，真要想端巴沙尔老窝的话，俄罗斯肯定会干涉，所以它们不敢出兵。叙利亚与俄罗斯在地理上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战火不可能烧到俄罗斯本土，而俄罗斯舰队一旦控制了这个地区，谁敢跟它打？所以，叙利亚的局势是戏中有戏。熬到2014年是最好的办法，要减少伤亡，自由军就要就地停火，保持僵持是损失最小的。
现在，国际社会开始理解叙利亚问题了，要求巴沙尔下台这种呼声已经比较弱了。中俄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叙利亚这个潘多拉盒子的彻底打开，在安理会上否决了几个决议草案，没有让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模式，实际上是避免了一场地区恶战。
（记者：张墨宁）
来源：《南风窗》2013年第5期
“巴勒斯坦国”向何处走
即便哈马斯真的愿意接受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存在，巴以之间在这一点上的认知差异将使“两国方案”面临流产的巨大风险。
2月11日，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终于允许巴中央选举委员会进驻加沙地带，开展为期一周的选民登记工作时，不少巴勒斯坦民众认为又看到了法塔赫与哈马斯和解的一丝希望。
时隔8年之后再次启动的选民登记，是为随后的“总统”大选和立法委员会选举做准备的。虽说在埃及等外部力量的斡旋下，法塔赫与哈马斯已经允许对方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内公开举行集会等，但大选能否如期举行以至于结束巴勒斯坦的公开分裂状态，还存在很大的疑问。双方甚至就如何组建一个能够准备大选的过渡政府，都在没完没了地扯皮。更何况对于如何在一个政府框架下处理各自下属的武装力量等核心问题，双方分歧巨大。
巴勒斯坦知名媒体人拉姆齐·巴鲁德无奈地指出：尽管民众对拖沓的和解进程已感到疲惫、厌倦，但党派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超越一切，仍是当前巴勒斯坦政治的基本生态。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尚未统一的形势下，一场小范围的“巴勒斯坦国”更名运动，并未使巴勒斯坦的建国前景变得光明。
纸面上的“巴勒斯坦国”
对于约旦河西岸的治理者法塔赫及其领导人阿巴斯来说，对内与哈马斯的和解阻碍重重，对外与以色列的和谈又早已陷入停滞，唯一值得夸耀的政绩或许只剩下巴勒斯坦在国际地位上的提升—由联合国的“观察员实体”升格为“观察员国”。与此相适应，从2013年1月开始，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被更名为“巴勒斯坦国”，阿巴斯的新头衔为“巴勒斯坦国总统”；相应地，政府机构名称、印章、公文中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都要被“巴勒斯坦国”取代。
不过，巴方并没有在近期发放“巴勒斯坦国护照”的计划，也不打算为巴勒斯坦民众更换带有“巴勒斯坦国”字样的身份证。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身份证件不会被以色列认可，只会给需要频繁经过以色列检查站的巴勒斯坦人增添麻烦。而巴民众也并不十分看重巴勒斯坦在国际地位上的提升，他们感受到的反而是由此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为报复巴方在联合国的“单方”举动，以色列政府再次扣留了应向巴方移交的代收税款，这让巴方本就存在的财政危机更加严重，致使无力向公共机构雇员及安全部队士兵按时足额支付工资。此外，由于汽油等价格高企导致生活成本增加，约旦河西岸的民众对巴民族权力机构多有怨言。
有巴勒斯坦分析人士批评说，在《奥斯陆协议》签署近20年后，巴勒斯坦的建国前景反而愈发暗淡，巴民族权力机构也沦落为只向部分民众发工资和与以色列进行安全合作的机构。对于巴民族权力机构来说，恢复巴以和谈似乎不再那么紧迫，重要的是“管理冲突”，避免巴民众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失控。这一点，与包括前外长利伯曼在内的部分以色列政要的观点倒是不谋而合。
哈马斯的意外收获
至于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原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成绩，但突如其来的一场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却让哈马斯有了意外的收获。2012年11月14日，以色列“定点清除”了在加沙的哈马斯军事派别领导人艾哈迈德·贾巴里，由此拉开了“防务之柱”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序幕。在为期8天的冲突期间，以军主要用战机打击了加沙地带的上千个目标，包括哈马斯的政府机构、武器储备库、火箭弹发射设施和人员以及运送武器的地道设施，而哈马斯等武装则发射了上千枚火箭弹和迫击炮弹进行还击，并且史无前例地用远程火箭弹袭击了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
选择在这个时候与哈马斯进行一场战争，以色列政府的意图不难理解：其一，是为了结束以色列南部持续遭受来自加沙地带袭击的状态，实现一个较长时段的安定；其二，也是内坦尼亚胡当时出于对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的考虑，试图以强硬姿态获得更多支持。
与以色列政府有充分的战略考量和准备不同，哈马斯却是被动应战。双方的上一次大规模较量是2009年初的以军“铸铅”军事行动。在持续3周的血腥冲突后，虽然双方实现了停火，但加沙地带与以色列南部地区之间并没有获得完全的安定。此后3年多来，每年都会爆发三四轮中小规模的冲突。但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些冲突的是“杰哈德”、“人民抵抗委员会”以及一些“萨拉菲”派圣战组织等加沙地带的中小武装派别，哈马斯基本上没有参与。
尤其是“萨拉菲”派圣战组织，近年来在加沙地带的影响有扩大的趋势。“萨拉菲”派圣战组织与“基地”组织有相近的宗教和政治理念。他们自视在宗教和政治上比哈马斯更纯洁，在“抵抗”以色列的态度上更为坚决。作为加沙地带的统治者，哈马斯一方面对“萨拉菲”派圣战组织严加约束，甚至曾与对方发生流血冲突，另一方面，却也默许这些组织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以色列不仅直接对“萨拉菲”派圣战组织成员进行打击，也频繁打击哈马斯的目标。来自哈马斯内部要求对以色列袭击的压力自然也越来越大。2012年下半年，包括贾巴里在内的强硬派在哈马斯内部的选举中获得了更大权力，哈马斯武装人员也恢复了对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以色列随后便“清除”了贾巴里，并发起了“防务之柱”军事行动。
冲突过后，哈马斯宣扬自己取得了 “胜利”，用来攻击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所谓自制“M-75”型火箭弹成了这一“胜利”的巨大符号。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迈沙阿勒随后实现首次访问加沙，并出席了规模浩大的纪念哈马斯成立25周年的集会。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以及多个外国代表团也相继访问加沙地带。再加上冲突前卡塔尔埃米尔高调访问加沙并带来4亿美元援建大礼包，一时间，加沙地带的动作让约旦河西岸的“建国”举动相形见绌。
“两国方案”面临流产
然而，哈马斯身上的“抵抗运动”色彩与其作为加沙治理者的身份之间的矛盾毕竟是无法调和的。哈马斯要坚持“抵抗运动”不褪色，就无法避免来自以色列的打击，也就无益于加沙地带民众的福祉；而哈马斯要想在加沙地带实现有效治理，就必须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活动，在安全方面与以色列进行事实上的合作。在加沙地带执政7年后，哈马斯领导层应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最近有消息称迈沙阿勒表态愿接受“两国方案”并委托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向美国政府告知哈马斯的这一转变，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不过，即便哈马斯真的愿意接受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存在，在未来的巴以和谈中，至少也会坚持以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的停火线作为巴勒斯坦国的基础边界。在这个问题上，哈马斯与法塔赫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但在以色列看来，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超过50万犹太人定居者的存在早已使地面现实发生了巨大变化，要倒退回40多年前的地缘政治状况显然不切实际。巴以之间在这一点上的认知差异将使“两国方案”面临流产的巨大风险。
今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将首次访问以巴地区。对于奥巴马此行，巴勒斯坦方面并不抱过高期望，认为美国政府不会改变“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从而也就不会迫使以色列在定居点等问题上做出让步。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巴方官员倒是频繁表示希望包括中国、欧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其他重要成员进一步发挥作用，推动巴以和平进程。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战与和问题的主要源头，也是构建“新中东”绕不开的一个坎。中国未来要参与塑造中东格局，免不了要提出一套具体而微的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方案。而唯有了解巴勒斯坦问题的现实症结，某些学者所提的“创造性介入”外交新思维才能有用武之地。
（记者：陶彦召）
来源：《南风窗》2013年第5期
中东新兴政权的民生挑战
两年前一场席卷中东的革命浪潮虽暂告段落，然而新规则的确立充满了投机性和反复性。面临着“二次革命”的风险，能否切实改善民生环境，是新兴政权稳坐江山的关键。
中东动荡爆发至今已两年多，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新兴政权仍寝食难安，困难重重。许多人谈论民主的重要性，的确，在财富分配的意义上，民生环境的改善仰赖于民主建设。但当一些政权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其未能解决与全球市场的关系，无法从财富增量上解决庞大失业青壮年人口的安置问题时，仓促扩大政治参与，政客承诺无法实现，容易引起政治虚无主义和“圣战”型动荡。而只有民生问题得到缓解，才能与草创的民主机制相携前进。
突尼斯渴求就业灵丹
自锡勒亚奈省大罢工至前不久反对派领袖遭暗杀引起的街头抗议，连月来，突尼斯民间要求杰巴利总理下台的呼声高涨，示威者与政府军冲突不断，迄今已造成数百人死伤。而杰巴利所承诺的组建一个无党派的“小型技术精英政府”作为今年下半年大选前过渡政府的方案，却遭到他本人担任第二号人物的伊斯兰复兴党的坚决反对；执政党甚至组织示威抗议总理对反对派妥协，要求“维护民选政府的合法性”。
民众为何不认可他们选出的政府？归根结底，民众的不满情绪主要源于失业问题，希望由一个专业而高效的政府来收拾经济烂摊子，而不是将内阁职位当作对政治革命家的犒赏。
引发2011年政治风暴的直接原因，就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突尼斯自独立后，主要通过出口能源和吸引海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制造业和加工业未能得到政府的重视，每年新增岗位数量有限，而随着突尼斯高等教育普及化，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远远超过社会提供的优质岗位，工作期望值较高者往往待业在家，反之则会从事与所学专业关联甚少、技术含量极低、待遇较差的职业，成为不充分就业者。
革命风暴中，批判本·阿里政权最为严厉的伊斯兰复兴党向民众承诺，倘若该党执政，势必设法增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然而，一年多过去了，伊斯兰复兴党领导的新政权并未有效遏制失业问题。数月前参与锡勒亚奈街头抗议的失业者曾抱怨道，革命前后，一切照旧，黎民百姓的日子并无起色。这也是总理本人丢开执政党，另成立“贤人委员会”以协助完成政府改组的苦衷所在。
埃及社保制度不合理
在开罗，面对解放广场和总统府外的大规模集会游行，初揽大权的穆尔西亦如坐针毡。从表面上看，埃及新一轮“人民革命”似乎是世俗派与宗教势力的权力斗争，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世俗派何以能迅速凝聚起经历了长期动荡的埃及民众？
事实上，参与解放广场万***的失业者、小商贩与民工并不关心谁主政。于他们而言，养家糊口和改善生活才是第一要务。下层民众之所以响应世俗反对派的号召，走上街头，加入抗议大军，并非其政治立场使然，而是为了宣泄对于经济萎靡不振和国民生活毫无起色的不满与绝望。
在中东区域，埃及并不算是贫穷国家。2012年，埃及的GDP达到2550亿美元，仅次于沙特、伊朗、阿联酋等少数中东国家。穆巴拉克下台前，埃及的人均GDP在22个阿拉伯国家中也能排进前十。然而，埃及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较大缺陷，以至于两极分化的问题日益严重，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迟迟得不到改善。
20世纪70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后，萨达特总统着手改革埃及社保制度，初步建立起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调节的，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参与的社保体系。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基本沿用此保障制度。然而，此社会保障主要覆盖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私营企业等单位，无业人员及无固定职业者则往往由于缺乏投保资金，被排斥在社保制度之外，仅能享受部分免费医疗福利。另一方面，埃及过于重视社会福利，忽视社会救助，有限的社会保障资金多半用于向各社会阶层提供物价补贴等福利，而针对贫困人群的救助拨款严重不足。换言之，高收入人群是埃及社会保险最大的受益者，下层民众并未得到社会保险带来的实惠。这一问题在穆兄会旗下政党上台后，也未得到妥善解决（穆兄会依然垄断着下层救济渠道），对此失望者只能再度上街表达愤懑。
富国穷国，各有难念的经
2月17日是利比亚革命爆发两周年的纪念日。利比亚是世界第12大产油国，2011年石油出口额达到350亿美元，人均GDP超过9000美元，但该国民生问题同样突出。
卡扎菲时代，利比亚石油财富分配极为不均，以的黎波里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获益较多，利用巨额的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工业，并扩大就业。数十年之内，利比亚的西部地区焕然一新，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相比之下，卡扎菲由于担心东部各部族势力强盛之后会危及其统治，故而限制对东部地区的拨款，并一再推迟东部建设计划。班加西作为利比亚的第二大城市，市容市貌远不及的黎波里，甚至不如一些西部小镇，公路残破不堪，贫民窟随处可见。
利比亚临时政府建立之后，虽然设法恢复石油产量，但尚未改变“重西抑东”的政策，东西部贫富差距仍在扩大，当前，极端组织在班加西仍有不少支持者，原因就在于此。
与利比亚不同，也门是中东最为贫困的国家，也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也门并未发现石油，主要的经济部门为农业和劳务输出，工业化起步较晚，经济市场化进程缓慢。1984年，也门东部地区发现石油，此后，石油产量日益增加，尽管如此，也门总体上仍未脱贫致富。据去年世界银行统计，也门的贫困率高达52%，1200多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日收入不足2美元。庞大的贫困人口游离于社会生活的边缘，朝不保夕，风餐露宿，成为也门动荡的隐患，也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大量无法通过正常途径维持生计的贫民，成为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的拉拢对象，走上铤而走险的道路。
2011年以来的武装冲突使也门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许多输油管道受损，海外资本纷纷撤出，加剧了也门的贫困化。以哈迪为首的新政府尚未摆脱萨利赫政策的窠臼，工业生产仍然落后，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新兴政权的出路
革命狂潮过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与也门呈现经济熄火、民生凋敝的惨淡境况。在此背景下，一些新兴政权的领导人已决意改弦更张，将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政府工作的要务，并提出了一定的改革设想与理念。譬如，突尼斯总理杰巴利去年曾表示，将竭力解决国家的均衡发展、失业、安全和恢复经济等问题，计划通过大力发展磷酸盐产业和旅游业等行业，拉动经济增长，吸收过剩的劳动力。与之相仿，穆尔西在竭力摆脱制宪困境之余提到，埃及将推出一系列新的项目，旨在吸引投资者，恢复和发展经济，缩小贫富差距。
总体来看，目前中东新兴政权的改革计划尚存在较大不足。一方面，过于剧烈的政坛变动使政客们热衷于权力分配，无暇考虑长远的建设方针；另一方面，现有的改革计划大多未能触及核心问题，例如埃及政府尚无改革社保机制的打算，又如利比亚并无改“重西抑东”为“东西并重”政策的意向。在财富增量和财富分配两个层面，新兴政权都没能给出令失业者满意的答卷。
在外援方面，尽管2011年多维尔八国峰会曾表态愿向埃及和突尼斯提供逾200亿美元的援助，IMF也有意向埃及贷款48亿美元，但这些钱并不能即刻到位，有的附加了经济改革的条件，有的跟特定的政治进程挂钩，还有的要经历艰苦的谈判才能达成协议。去年6月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后，卡塔尔两次援助埃及各25亿美元，才解了穆兄会燃眉之急。
历史经验证明，革命难，守成更难，破坏易，建设复难。席卷中东的革命浪潮虽暂告段落，然而新规则的确立充满了投机性和反复性。面临着“二次革命”的风险，能否切实改善民生环境，是新兴政权稳坐江山的关键，亦关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未来国运。
（作者：张楚楚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南风窗》201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