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科以亲身经历剖析中东问题
潘光解读中国在中东的立场和角色
来自黎巴嫩的听众踊跃提问：如何加强中、黎两国的民间交流
我197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至今，40载春秋中，参与和见证了中国对中东外交和与地区国家友谊与合作关系的发展。
中东地处亚非欧交界点。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能源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对世界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历史上，中东地区是大国展示实力之地，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均留下痕迹；但它也是大国消耗实力之地，诸多帝国在此由鼎盛走向衰弱；中东地区还是各种文明交流冲撞之地，容易产生文化火花。因此，由沙漠文化和部落文化交融，衍生出多宗教、多民族、多文化、多文明，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每个阶段不同的冲突和战争延绵不断。
5月24日，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做客第62期文汇讲堂，主讲《中东纷争与中国角色》。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理事副主席潘光受邀出任对话嘉宾。
巴以首脑缘何同期访华
5月5日到10日，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这对矛盾延宕了半个多世纪的对立双方的首脑接踵访华，这引起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
是巧合还是安排？他们来华谈了些什么？之后中国还会做什么？成了关注的焦点。
巴以首脑同期访华体现了中国新一代领导直面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在国际事务中承担大国责任的外交理念和自信
巴以首脑同期访华看似巧合，但有其必然性。
首先这是新一届领导人外交思想的体现。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了两个百年计划的中国梦，国内要研究实施转型发展，在外交上也必须围绕塑造更好的对外发展环境开展立体式外交，实现外部环境的政治稳定，通过双边、多边和经贸合作等方式，走富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外交。
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上任后，首访邻国俄罗斯，同时访问三个非洲国家，体现了重视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之一，习主席的访问成效颇丰，“走出去”取得了良好效果。“请进来”具体到巴以首脑来访，内塔尼亚胡在上一任任内就有计划访华，因为时间安排拖至今年。而就地区外交而言，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我们首要考虑的，应该有一位在该地区拥有广泛影响的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同时访华才显得平衡。选谁呢？阿拉伯世界都承认巴勒斯坦问题是核心问题。因此，我们就设计了以色列总理访华的同期或之前，邀请巴勒斯坦国总统来访。
另一方面，今年是《奥斯陆和平协议》签署20周年，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愿意直面国际难点和热点，体现大国责任。
其次，巴以两国都有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愿望，并欢迎和接受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对中方的邀请和安排巴以双方都欣然接受，我想，这得益于中国与这两个国家双边关系的互信，也得益于我们在中东事务上一贯秉持的客观、公正立场。中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合法权利和正义斗争，同时也始终尊重以色列的安全关切。中以建交20多年来，双边关系发展良好，1998年内塔尼亚胡第一次任总理期间就曾访华。我曾陪同他游览长城，之后他与朱镕基总理会谈时，大赞长城的雄伟，“中国人真是聪明能干，一千多年前就知道修筑长城保护自己的安全。”朱镕基哈哈一笑说，“那都是历史了，现在已经成了旅游点，现在是导弹时代了，安全还是要靠和平。”安全问题始终是以色列最大的关切，如何既表示尊重又顺其自然地推动谈判进行，这就是中国外交要做的工作。而在阿拉伯世界，中国始终支持巴勒斯坦民族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的愿望能够得到双方积极的呼应。
“劝和促谈”和双边经贸合作是会谈主题。习主席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赢得了国际上的高度评价
这次双边会谈中，离不开“劝和促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时，提出中方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
第一，应该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以两国和平共处这一正确方向。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国家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关键。同时，以色列的生存权和合理安全关切也应该得到充分尊重。
第二，应该将谈判作为实现巴以和平的唯一途径。巴以双方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坚持走和谈之路，互谅互让，相向而行。当务之急是在停建定居点、停止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活动、解除对加沙地带封锁、妥善解决在押巴勒斯坦人问题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为重启和谈创建必要条件。巴勒斯坦内部实现全面和解有助于重启并推进巴以和谈。
第三，应该坚持“土地换和平”等原则不动摇。有关各方应该在“土地换和平”原则、联合国有关决议、“阿拉伯和平倡议”等既有成果基础上，全面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向前发展。
第四，国际社会应该为推进和平进程提供重要保障。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应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并加大对巴勒斯坦人力资源培训、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援助。
中方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在国际社会各方都取得了积极的认同和热烈的反响。
5月17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访华，他见到习主席时特别赞赏中方的四点主张，感谢中国不仅加强了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关切，也体现了一贯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正义事业的公正立场。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4月底，我曾去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进行访问，劝和促谈，做沟通工作。访问期间，巴以双方都展现了和谈意愿。巴方说：我们愿意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适当做一些小的调整，即在有限范围内做一些土地对换，希望以方划定一个边界，巴方愿意在此基础上谈判。而以方则说，我们什么都能够谈，只要不设先决条件。当然，巴方对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国，以方对自己的安全需求都是双方的核心关切，立场差距明显。由于事先的沟通，双方都显示了和谈意愿和适度的灵活姿态，为巴以访问奠定了良好的“相向而行”的基调和氛围。
阿巴斯总统结束访华前会见阿拉伯使节，高度评价访华成果。他特别提到：从1964年中国第一次接待时任巴勒斯坦领导人开始，几代中国领导人对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立场丝毫未变；尤其去年11月底，巴勒斯坦向联合国申请从“观察员实体”地位升格为“观察员国”，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一起作为提案国投票支持，“观察员国”虽然依然没有投票权，但这是向巴勒斯坦建国迈进的一步。阿巴斯说：在中国，我受到礼遇让巴勒斯坦人民感受得到我们的尊严和地位，为此，巴勒斯坦人民倍受鼓舞。
当习主席在京提出中方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开始了访华之旅。在沪访问时，内塔尼亚胡参观了犹太人纪念馆，当他抵达北京和李克强总理会谈时情绪特别高，感谢上海在二战期间收留、善待几万犹太人，上海人的宽容让犹太人世代难忘，同时他感慨，15年前他曾经访问中国，此次访问他发现中国变化太快了，并感言“中国和以色列都会有美好的前景！”
双边会谈的另一个主题是中以、中巴之间的双边经贸合作。在中巴之间，巴勒斯坦正在为建国积极储备经济基础，愿意同中方展开多样合作，希望更多中国公司赴约旦河两岸考察、投资，特别在太阳能和矿产方面，巴愿意提供方便；中方也在培训巴方人员和增加留学生名额方面尽量满足巴方诉求；在中以合作领域，双方也下了功夫。以方在农业、节水、奶牛养殖、医疗等领域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比较先进，双方深入探讨了互利合作的途径。
因此，此次促成巴以首脑访华，不仅有望重启巴以和平谈判，推动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也显示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敢于直面棘手问题的勇气和智慧和实实在在推动与各方的合作，以实现互利共赢。
《奥斯陆协议》签署20周年，中国将继续协同阿盟和国际力量沟通协调，推动巴以重启和平会谈
巴以首脑访华取得了成功并赢得广泛赞誉，下一步该如何做工作？中方会继续努力，与有关各方沟通协调，比如埃及、约旦在和谈事务中作用独特，阿盟的作用也很重要，对巴内之间的调停等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不久我将去埃及、阿盟做进一步沟通，向各方阐述习主席提出的“四点主张”的内涵，努力形成推动和平进程的正能量。
是否会有结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双方差距也很明显。今年是《奥斯陆协议》签约20周年，4月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大发言时明确表达中方的态度：“今年不该成为和谈被荒废的一年，应该做一些推动和促进工作。”美国也愿意从中推动，奥巴马第二任、克里国务卿和防长先后访问以色列，而去年年底加沙地带军事冲突以后重新提醒国际各个方面力量应当予以重视，巴以和谈确实还是影响全局性的一个热点问题。所以，中东问题就是要不断努力，积跬步以至千里，也许到一定程度就会迎来时机。
西亚北非大变局结局预测
封建思想和共和制度的背离导致社会矛盾总爆发是大变局的内因，西方一些国家推行新干涉主义则是外因
西亚北非大变局来得突然，究其历史原因简单而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之后一批阿拉伯国家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也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共和制，但是从意识形态深处并无大变，所以这些人走向政治舞台后旧思想彰显——终身制、家族统治等因素造成社会一潭死水，积累下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就爆发出来了。这是内因。就外因而言，一方面，“9·11”前后，西方推行“大中东计划”，对该地区进行“民主改造”，后来利用新媒体鼓动年轻人走向街头；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在自由经济理念受到冲击后一度迷茫，突尼斯政局变化引起阿拉伯世界连锁反应后，则认为这是扭转金融危机后颓势的好机会，急于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地区秩序，以此显示对世界局势的掌控能力。在利比亚问题上特别典型：安理会通过的设置禁飞区的决议被滥用，阿拉伯国家之间内部矛盾也被利用。从国际政治角度考量，对利的干预已经超越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形成了新干涉主义。巴西等国提出了“保护中的责任”，对新干涉主义进行质疑。西方国家打着“保护的责任”的幌子，用暴力武力，造成平民伤亡，基础建设破坏。反映到叙利亚问题上，安理会内就有了斗争，西方想沿用利比亚做法，企图利用安理会的决议干预叙利亚内政，但中、俄连续三次投否决票，阻止了这种新干涉主义的泛滥。
对叙利亚，中国从一开始就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在联合国投反对票，曾遭到误解，但时间在改变看法
其实，叙利亚不同于利比亚。叙利亚周边的国家矛盾重生；内部结构也不同，国家体制和军队情况也不同于利比亚，长期与以色列对峙中有一定凝聚力，至今军队没有呈建制式的倒戈。西方其实并没有放弃在利比亚使用的那些分化手段，但没能瓦解高层，这就证明叙利亚有其独特结构。
从开始至今，中国和阿拉伯人打交道时就坚持从叙利亚地区和叙利亚人民的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支持阿盟在解决叙危机中发挥积极作用，强调谁走谁留应由叙利亚人自己决定，中国肯定尊重和支持。
4月初，我去海湾国家访问，就叙利亚问题与各方深入交换看法，在支持政治解决方面有广泛一致，具体主张也存在差异，求同存异是共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哈马德在会见我时说，我们一致点很多，有些不同看法决不会影响我们的合作。
我们和叙利亚政府及反对派都保持着联系。去年我访叙时，见了叙利亚全国协调机构领导人阿济姆，一位79岁的老人，他是律师，他说他7次入狱，但坚持社会变革的主张，反对外来干涉，特别是军事干涉，他对中国反对干涉别国内政非常赞赏，对中国在安理会投否决票，他认为就是维护叙利亚人民的利益。他当时说，外来军事干涉，地面上是什么样，我们看到了（我想他是说阿富汗、伊拉克）；天上干涉什么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我想是指利比亚），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变革，也可能需要的时间长一些，但对人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会小很多，后遗症也会小很多。我们后来在很多场合沿用了他们的话。
2012年12月，在巴林麦纳麦，伦敦战略研究中心和巴林政府举行了“叙利亚危机和中东安全”的论坛，我发言后，叙利亚反对派全国联盟代表团一个成员走上台和我握手打招呼。他说：中国的主张是公允的，有哲理的。
叙利亚局势不同于利比亚，西方的干涉政策有所改变，促谈是各方愿望；但僵持双方都期待武力决胜，转机将在战事无望时出现
目前，叙利亚的各种较量正在进行。比起利比亚，西方国家谨慎多了，特别是在向反对派提供武装问题上，一方面是意愿上，经过伊拉克和利比亚战争以后不愿再被卷入；另一方面，反对派派别很复杂。我觉得在中东有一股力量唯恐天下不乱，到处寻找暴力活动的土壤。而叙当政者觉得自己有能力捍卫政权，俄罗斯日前也宣布要向叙提供颇有威慑力的S300导弹。反对派也觉得只要坚持一天，就有人给我提供武器和财物，所以战场上的较量还会继续下去。
何时会有转机？有分析人士认为，2014年是叙利亚新一届政府的大选界限年。美国新一届政府可能会加大投入，增加反对派竞争优势，但是动武仍不是首选。最后的可能是，双方都打不下去时，才会愿意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令人欣慰的是，推动叙危机的政治解决越来越成为各方共识。
中国在中东的作用
与各方保持良好关系是中国在中东的外交优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经历考验和持续发力，惠己惠人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优势是，与各方都保持着较好关系，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打下的坚实基础不断在发力；当然改革开放30多年国力增强，使得坚实基础又上了一个台阶。中国为何在该地区持之以恒地劝和促谈呢？首先是政治上外交上的需求。中国从1950年代起就支持巴民族权力的合法建立，因而赢得了阿拉伯世界的赞誉，因此，支持这样一个正义事业，抓住巴勒斯坦这面旗帜是我们外交强项，政治优势。
其次，中东地区是能源聚集地。去年中国进口石油一亿四千多万吨，56%是从中东进口。估计未来五年需求都在不断增长。产油国也同样需要稳定的市场，这是我们在这个地区非常坚实的外交基础，是形成立体外交的优势。
中国在中东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为推动有关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和局势缓和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中国对该地区的外交工作是中国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总体外交政策的体现。中国所倡导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政治理念，为世界发展注入了新内涵。在中阿合作论坛的框架下，中阿文明对话伴随着各个领域的合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对促进相互了解和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正以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姿态站立在全球高地上，以更加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国际立场，创造性介入全球事务，更好地维护了本国利益，更好地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提问要点
●宗教因素对于中国和中东外交以及中国企业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利益有什么影响和作用？
●埃及曾发生一系列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从历史角度看，这是不是一种进步？
●有人提出和平是靠打出来的。而外交家认为“谈”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您认为战斗有利于矛盾解决，还是和解谈判更有利？
●随着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减少，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有何改变吗？
（实习生 袁婧）
嘉宾对话
潘光：吴大使的报告有几个特点：宏观性强，虽然细节很多，但有宏观视野支撑；一手资料多，这与他的工作分不开，能和沙特国王、以色列总统等各国首脑直接对话，这是学者无法替代的，精彩内幕足以写一本回忆录；信息新，比如沙特外交大臣对习主席提出的解决巴以问题四原则表示高度赞赏，巴以首脑和中方领导的对话，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我想请教，中国在促进巴以关系时与美、俄、欧，联合国，甚至土耳其、日本相比，有什么独特优势？您对中东问题四方机制如何评价？
四方机制做了工作，但被阿拉伯诟病是美国的工具，中国中东特使机制有实际效果
吴思科：中东问题是国际社会都关注的平台，大家都想展示自己公正的形象。我们不能夸大中国的作用，我们的优势是和各方关系都比较好。中以尽管建交时间不长，但是中犹两个民族从历史上就互有好感，对以色列的安全关切我们一直给予重视，从1960年代支持巴勒斯坦正义事业开始，就明确地反对一切针对平民的恐怖和极端行动。
而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是偏袒以色列，于是就失去了阿拉伯世界的信任，形成短板。过去，中国对外影响力有限，四方机制在2002年成立时没有我们的份。四方机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阿拉伯世界有很多不满，认为它就是美国的一个工具。我们后来也考虑过参加四方机制，阿盟、巴勒斯坦、埃及也都希望我们参加，但美以当时都不积极，我们也没有太努力。我们有自己的方式，从2002年开始设立中东问题特使。这个职位既同双边，也同四方机制保持主动接触，现在看来，效果也不错。
潘光：2011年，我在中东参加研讨会时遇到四方机制特使布莱尔，他对四方机制的作用很悲观，特别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后，美俄欧在很多问题上立场相异，四方机制举步维艰。
与以色列技术合作绕不开美国，涉及知识产权。但是以色列单独开发产品依然可合作
您刚才提到中国在巴以发挥的作用。在中巴关系方面，哈马斯现在控制着加沙，也得到相当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支持，中国对哈马斯是什么态度？中以关系发展很好，但常会遇到美国否决权的障碍。1999年，以向华出售预警机都已谈妥，被美国一票否决。直到现在，中以之间很多高科技项目仍须得到美国同意，您如何看？
吴思科：巴的两个大派别，法塔赫占主流。随着形势变化，哈马斯作为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派别，曾在大选中获胜，是不能忽视的力量。我们一直在鼓励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和解，埃及在这个方面能发挥作用。我们做以方工作，应用宽容的态度对待哈马斯。但以对它的看法比较激进，把它定义为恐怖组织。我们一直推动各方进行和解，但在同巴关系中，始终把法塔赫为主的领导机构作为其合法代表。
中以合作的确绕不开美国，以美的特殊关系是不能动摇的。所以，在高科技合作领域，以方可拿独立开发的技术与我们合作，避开可能受影响的领域，空间依然很宽广。
潘光：这里涉及知识产权，除政治因素外，以色列有很多以美共同开发项目，如果以方卖给我们就违反了与美国的协议。但过了知识产权期限，或以色列单独开发的技术，完全可和中国合作。
如何处理阿拉伯内部国家之间的矛盾，的确很棘手，规劝不卷入是我们基本立场
国人担心中国对叙利亚、利比亚问题立场会影响中阿关系，阿拉伯国家尤其对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不满。我想请您深度分析一下中国与“政权改变国家”如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以及与海合会国家关系的发展前景。
吴思科：中国希望平衡地与各方发展关系。正常情况下没有问题，但遇到激烈纷争时，则比较难。近几年一些国家的社会大变革，当权者和民众发生矛盾，我们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强调尊重人民的选择，同时维护国家间的正常关系。中国的应对，从结果来看还是有效的。突尼斯、埃及政权更迭后，都继续和中国保持友好。过去我们和穆兄会没有接触，他们执政后，穆尔西出访的非地区国家首选中国，表明他重视中埃关系。去年在突尼斯召开第五次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是历届以来最成功的，突尼斯总统、总理都表示转型后的突尼斯更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另一难点是叙利亚问题，一些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不理解，很有意见。我们既坚持原则，又积极做各方工作。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对中国立场逐步表示理解这需要时间。作为大国要坚持原则，看得长远些，还要有定力，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潘光：说到坚持原则，海合会国家本来对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反感，半岛电视台当时甚至号召穆斯林抵制中国商品。但最近气氛在变化，他们觉得中国是在坚持原则。有两条原则他们赞成，一是反对外国军事干预，二是停火和谈是当务之急。甚至欧美现在也发现，“阿拉伯之春”似乎不是春天，他们起初打算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但现在态度正在发生变化，担心武器落到恐怖分子手里。时间证明中国在很多原则问题上看法是对的。
中国在中东问题上，无意也无力取代美国。中国真诚关心该地区和平，稳定对大家有益
对于大国在中东博弈的问题，现在欧美有人说中国越来越依赖于中东石油，而美国恰恰相反，因此有许多美国人提出中美在中东的作用应该互换，中国现在应该在中东承担更多责任。最近美国布鲁斯金学会发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西进战略”是实行毛主席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策略。我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中美之间根本不存在敌我的问题，而是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请您做一些评论。
吴思科：完全同意。在中东问题上不能用零和思维，中国既无能力也无愿望取代美国。中东问题太复杂，美国独家也解决不了，但它又不能不理。中国不会走这样一条路。但是中国真诚关心该地区的和平，因为中东的稳定，对中国长期稳定发展有利。在这点来说我们和美国有并行不悖的地方。我们的政策希望人家“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和为贵”。中美有外交理念的差异，但当前情况下，美国也不愿意自己深陷进去，因此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能够发挥作用。
我还要强调的是，公共外交还是我们的短板，有待加强。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对这个地区外交的想法和理念，才能够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尊重，取得更好的效果。
潘光：我同意。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只管在中东做生意，不承担责任。其实不然，有两个例子：一是在黎巴嫩南部我们有一千名维和军人，在那里扫雷修路，获得当地百姓高度赞扬；二是我们有三艘军舰在索马里沿海打海盗。所以，外交上，中国有吴大使这样的外交官不断劝和促谈；经济上，我们在那里建桥建路最多；在安全上也在发挥作用。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和中东关系也会进一步发展。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