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oline Freund（以下简称为CF）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的资深研究员，也是前世界银行中东和北非地区首席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邮报记者Brad Plumer（以下简称为BP）电话采访了CF关于埃及政局动荡的核心经济问题。

BP：我一直看到有报道说，埃及陷入困境的经济是社会持续动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尽管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那么，究竟埃及经济出了什么问题呢？从前总统穆巴拉克在2011年下台以后，埃及走错了哪一步呢？

CF：让我先退一步讲。埃及存在短期的问题和结构性的问题。理由是，对于这个国家，经济保持每年5%-6%合理增长是很重要的。但因为埃及的人口结构，埃及的经济增长水平并不足以雇佣不断增长的劳动力。

就算在2011年革命前，埃及也存在10%的失业率和25%的年轻人失业率。那时候，人们已经感觉得到缺乏工作的机会，社会流动也不断减少。所以，当埃及深陷经济困境，埃及走向了革命。

然而，2011年的革命本身就制造了大量的不确定性。不仅是政治的不确定性和经济的不确定性，还有缺乏政策的可预测性。投资者失去了信心，而选择旁观等待机会。因为对人身安全的担心，旅客停止往埃及旅游——而旅游业占了埃及GDP的约10%。所以，当人们已经感觉到缺乏合适机会的同时，埃及经济再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BP：那什么是潜在的结构性问题？为什么埃及经济不能为每个人创造足够的工作呢？

CF：埃及经济有几个特征，加在一起，制造了一种经济毒药。一个问题是，埃及政府长期利用公共部门职位来保持人们的幸福感——所以人们接受独裁统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有效的，但人口问题最终还是会爆发。埃及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快速增加工作岗位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那么人们就感到不满。

埃及人们实际就是排队等待政府的好工作，而私营部门并不能提供人们希望从事的工作。这又会对教育产生反作用，埃及在公民教育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人们仍不能获得适应私营部门和经济增长的合适工作技能，比如说制造或技术类技能。

埃及还有能源补贴。埃及的能源补贴政策是政府向人们派发的另一种福利，作为抵消非民主政府的一种方式。基本上，埃及政府一直压制能源价格。这已经带来的反面效应是，鼓励了过量的能源消费，鼓励了走私，而这种补贴其实大部分是拥有大排量汽车和大房子的富人所享有的。同时，这还鼓励了能源密集型部门的投资，而这个部门本质上是不会制造大量就业岗位的。所以这加剧了埃及的经济问题。

最后，我会说，最后一点是希腊的私营部门并不是循规蹈矩而且容易进入的。如果有关系就很容易成功，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尝试建立企业和发展企业，每一步都都有各种官僚制度的门槛。所以，这是导致埃及私营部门无法发展和制造工作岗位的另一个因素。

BP：在过去一年里，穆尔西政府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

CF：穆尔西政府把事情搞得更糟糕了。他们作出了一些早期的错误，比如说正规化很多临时政府雇员的岗位。他们已经有太多的公共雇员了，那么他们把临时岗位都正规化了，导致了工资负担大增。这些事情都是旧思维模式的产物，认为他们需要使公众更容易接受政权过渡。但这并不是为长期目标而做的。

短期看来，这仍然是拖累埃及经济的政治不确定性。直到这些问题解决，埃及问题才会有进展。

BP：通常来说，当一个国家陷入类似这种情况——他们同时需要改革和贷款，他们都会去找IMF。为什么埃及没有这么做呢？

CF：在早期，IMF是希望进入并帮助埃及政权过渡的。但那时候，埃及街头的民众对IMF的看法并不正面。你可以看一下民意调查，埃及民众并不希望接受IMF的救助计划。他们对向国际机构借钱持有消极的看法。所以，政府也不希望这样做。后来，当经济情况真的开始恶化，IMF的态度变强硬了，因为IMF需要一个可持续的救助计划。

BP：如果有人希望改革埃及经济。应该怎么开始呢？

CF：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能源补贴，这明显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已经耗费了埃及GDP的超过8%。能源补贴本来就成本高昂，当埃及货币开始贬值，这就变得更昂贵了。

所以我认为，首先要改革能源补贴。这不是能一步实现的事情，但可以逐步推行。你需要有一套强大的沟通机制。政府将需要缓慢地逐步推进，并针对弱势群体提供一些其它的补助。但这是很困难的。其它国家，比如说尼日利亚，已经尝试这样做，但只是导致了更多的抗议示威活动。所以很容易理解，政府害怕这么做。

不幸的是，在选举刚结束的时候，推行改革是更容易的。2012年，埃及的民众非常兴奋，大家的心理都充满了憧憬，大家都意识到一些东西将要发生改变。如果当时埃及政府能在话语权和问责制度上给予民众回报，那么推进艰难的经济改革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BP：这是真的吗？可以认为更早地发生，痛苦的经济改革会更容易推进？

CF：这就是我们从成功的东欧政权过渡所看到的，因为在一个政权终结的时候，人们会有一些想法，他们愿意接受其它形式的转变。

我们已经观察了世界范围内超过100次政权过渡，有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也有反向的。我们发现，在革命和其它政治过渡期里，速度看起来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对于投资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政策未来将持续保持开始建立了信心。

BP：所以看起来，埃及已经掉入了一个陷阱。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权过渡已经被拖慢了速度，并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使得推行必要的经济改革更困难了。而经济问题正在不断创造政局动荡。

CF：这是个恶性循环。一个良性循环是，一方面，埃及进行选举，新的领导人表示，他们已经开始满足人民要求的更多制衡，更多透明度和问责制度。那么，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表示，必须推进更多艰难的经济改革，因为我们不能依赖旧体系。这将建立一个良性循环。国际金融机构将更愿意帮助他们，这就鼓励了私营部门投资者进入投资。但这个机会真的已经消失了，因为所有的条件都不存在了。

来源：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