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傍晚，埃及军方兑现48小时前的最后通牒，宣布罢免穆尔西总统职务等一系列接管国家政权措施。各路反对派欢天喜地，穆尔西及支持者愤怒沮丧，世界舆论一片哗然。短短两年半，埃及发生第二次政变，从结束街头严重对峙和恢复社会秩序的角度看，军方夺权也许无奈，但呈现给世界的，却是埃及在四分五裂和多重绞杀中的痛苦和艰难的转型。

2011年2月穆巴拉克被迫向军方交出权力，埃及进入群雄割据的“后穆巴拉克”时代，各种政治力量利用乱局激烈角逐，试图利用人心思变的大势，谋求自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发言权，埃及局势呈现比“倒穆”阶段更为马赛克化的乱象。崇尚西方政治制度的自由派，追求政教分离的世俗派，脱胎于泛阿拉伯运动的左派，希望以教治国的激进派，迷失于冲动与理想的学生青年派，掌握实权的军方，以及具有近百年历史和强大社会基础的穆斯林兄弟会，一并构成“双头多翼”的全新力量格局，也加剧了埃及政治板块的分崩离析。

埃及的转型进程似乎比突尼斯、利比亚和也门更加复杂、艰难、漫长和充满悬念。军方在内外压力下向民选政府移交大部分实权，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和透明选举推出新议会和新总统，饱受争议的宪法几经修改甚至重写也获得全民公决认可，但是，被各派理念冲突和亢奋私欲绑架与绞杀的埃及，并没有脱胎换骨，浴火重生，而是继续深陷争斗的泥潭。

客观地说，相对温和的穆兄会在公认的游戏规则下胜出掌权，并出台比穆巴拉克时代更为开明的宪法，但是，没有获得更多发言权的竞争对手们并不甘心，利用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向新政府施压，并通过街头政治方式加剧内外困境，反复向穆尔西逼宫。底层国民对国家整体现状日益烦躁和绝望，并在政客们的宣传蛊惑下，试图以所谓“二次革命”的街头运动方式改变现状。此次政变前夕，8000万人口的埃及竟然有1800万人参与抗议示威，闻所未闻，举国瘫痪，军队再次出山收拾残局。

埃及自从1952年通过军人政变建立共和以来，军方一直是主导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力量，历届总统都是军人背景。围绕新的政权构建，穆兄会与军方几经拉锯，逐步掌控权力。穆尔西上台后清洗一批老将，并试图打破军方的传统特权和利益，激化与军方的矛盾，军方韬光养晦，并终于依托朝野严重对峙之际重新上位，也算报了一箭之仇，重新凸显军方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政治主张和利益诉求需要在共同认可的规则内博弈，国家发展方向需要借助法定平台调整，经济与民生状况改善更需要稳定政局、治安可靠、贸易及投资环境良好来实现。但是，埃及的政治玩家们似乎不明白这些简单道理，也不打算给民选政府和总统以任何率领民众和国家集体突围的机会和余地，为争权而反对，为反对而革命，为革命而不顾一切。如此只能推动埃及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恶性循环，因为靠暴力对抗，靠倒灶拆台，靠零和思维，埃及永远没有成功转型和获得新生的出路。

穆尔西固然不是治国高手，也肯定难以在一两年内解决堆积如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作为民选总统，如果连施政、试错的机会都没有，即使神仙下凡也难以解救国家于倒悬。埃及的乱局表面，颠覆既有秩序容易，重建全新秩序艰难；扳倒无能治国者容易，选择出色治国者艰难；参与公平角逐容易，接受游戏结果艰难。被赶下台的穆尔西和穆兄会显然不会轻易吞下这杯苦酒，埃及正陷入巨大的转型悲哀之中，这对追求民主、自由、公正与法治的理想，是沉重的打击和深刻的教训。

埃及军方在反对派的千呼万唤中重新掌权，还折射出埃及现代生活中挥之不去的强人政治和威权意识基因，以及对武力治国的迷恋。这种复辟式的矛盾心结，远比街头各派的分裂与对峙更加可怕甚至可悲，它使任何名义下的革命流于形式和表层。

（作者：马晓霖 博联社总裁）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