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凌晨，埃及共和国卫队兵营外突发血腥冲突，军方开枪杀死了50多名忠于穆斯林兄弟会和支持被军方软禁于兵营的穆尔西的静坐示威者，这使埃及动荡的局势变得更难以预料。军方及军方委任的临时总统决定加快“民主路线图”的推进步伐，准备以一场仓促的选举来换回稳定，但这一路数几乎就是重复这三年走过的“先有选举，后有宪法”的老路。埃及缘何在2011年“1·25”运动取得胜利后，仍然摆脱不了动荡的恶梦？

如果把埃及军方视为纳赛尔主义式的威权派，而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视为自由派的领袖人物，把埃及的穆兄会视为伊斯兰保守派，那么，埃及这三年一直就处于这三股力量的缠斗之中。

军方有固定的产业，有形成规模的“军产”，而且美欧等国对埃及的巨额援助都流向军方，军方并无必要为谋求政府的财政拨款而向政府“低头哈腰”，用纳赛尔主义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军方，认为自己是天然扮演“救国者”的合适人选，只要有民意基础，他们认为取缔失去民心的政府是合法之举。军方事实上就是一个超国家的“政党”，是对致力于“治国”的其他政党或政治势力的天然评价者。只要这一超国家的政党存在，一切经注册而自然成长的政党就不得不在狭小的空间里把政党生存视为第一要务，而暂且忘掉政党的发展。

而自由派迷恋于“反对派角色”，不仅使自由派无法内生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也无法形成一个稳定和团结的政治联盟，只能沦落为街头政治的最佳鼓动者。以自由派联盟领袖自居的巴拉迪，尽管民望卓著，但几次差点走到政治最前台时终遭被抛弃的命运，此番巴拉迪没有如愿当上临时总理，只不过是延续了三年来不断重复于他身上的命运。

自由派从一年前的反对军人干政，到一年后的欢迎军方干政，态度转变之快令人咋舌。而一旦军方真的干预政府并取得成功后，自由派又露出“反对一切”的本性。现在他们的共同敌人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保守派还没有完全倒下，自由派将暂时与军方威权派结成同盟。

自“1·25”广场革命后，埃及政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新生党团太年轻，老党又因历史上与穆巴拉克政党的渊源而无法聚拢民心，穆巴拉克时代的专政党埃及民族民主党被解散，其党产被冻结。新生政党多以教派、族群、身份为基础，仍脱不掉宗教党、地域党、孤独党的颜色，缺乏开放型的党纲，如埃及自由与正义党代表穆斯林兄弟会，光明党是极端保守主义的萨拉菲派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政治代言人，“革命青年联盟”多以在校学生为主体，“基督教兄弟会”以科普特基督徒为限，而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领导的“宪法党”以海外精英为主体，没有国内根基。在老党中，新华夫脱党虽有穆巴拉克当政时最大反对党之誉，但因属于为突出穆巴拉克独裁而配合演出的反对党，倒穆后，新华夫脱党也呈衰落之势，而前总统萨达特侄子领导的改革与发展党，虽与新党结盟，但也无法在世俗派和自由派中成为领袖。

新党尚待成长，老党先天不成熟，而军方垄断着政治最高话语，这是埃及充斥着“欠发达政党”的原因。《埃及、伊斯兰与民主》一书作者萨阿德丁·易卜拉欣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埃及的‘会’比‘党’更为关键，因为正如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埃及的政党仍处于‘欠发达状态’。”“欠发达状态”，促使一些并无明确政治纲领的协会与组织，更能在政治舞台上喧宾夺主，无法在政党平台上开展有效对话与沟通，只要对一方不满，这些“乌合之众”就成为掉转枪口的反对派。而更令人担心的是，“欠发达政党”状态，更促使军方作为超国家的政党，以枪指挥党，重新使国家成为永远也吃不到民主宪政胡萝卜的那头绕着磨转的驴。

（作者：和静钧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