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政局动荡两年多，最关键的症结不在于政治，而在于经济。无论是“尼罗河革命”爆发，还是过渡期穆斯林兄弟会上位，及至此次政变穆兄会被一夜间“打回原形”，经济都是贯穿始终的重要因素。埃及内部保证百姓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大饼”，以及外部几大“金主”为各自利益的博弈角力，共同构成了埃及政变前后的“经济账”。

7月3日爆发的埃及政变，导致执政刚满一年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政府被推翻，埃及继2011年2月“尼罗河革命”推翻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政权后，政治面貌又一次发生颠覆性变化。

导致政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文化、宗教、内因、外因，不一而足，但毋庸讳言，经济问题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

两年半前，前穆巴拉克政府之所以被推翻，很大程度上就和当时经济、就业情况不佳有关。“尼罗河革命”爆发前，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18%人口每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青年失业率高达20.4%的现实，让大批年轻人走上街头，涌向解放广场，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更是点燃了导火索。最早涌上解放广场的“四月六日运动”，最初就是由因就业危机而丢掉饭碗或降薪而被迫罢工的纺织工人，和声援罢工工人的失业青年组成的。可以说，反穆巴拉克的各派政治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利用了公众对穆巴拉克时代经济治理的不满，打出“推翻穆巴拉克经济会更好”的愿景，让“革命”大功告成。

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进入长达17个月的漫长过渡期，在此期间，军方组成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控制一切，由前官僚或技术专家组成的过渡政府走马灯般转换，经济和就业形势非但不见好转，反倒每况愈下。社会底层人士和失业者将对经济治理、政策和前景的不满，转嫁到军方和临时政府身上，而一直保持低调的穆斯林兄弟会，则利用公众对此的不满，打着“改善经济”的口号，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优势，不仅获得了组阁权、执政权，甚至利用上下两院的议席优势，在立法、修宪等方面予取予求。

然而正如许多分析家“事后诸葛亮”所言，兄弟会充斥着熟谙宗教教义、教规，却对经济治理一窍不通的骨干，总统穆尔西看似大权在握，实则在兄弟会内部只是个次要人物，实权掌握在兄弟会秘密权力机构——“执行办公室”手中。这个机构的最高职位是“辅导员”，据说人数多达15人，而穆尔西根本不在其中。出于政治和教义考量，不论前政府时代有经验的财政、技术官员，还是属于自由派的“海归”经济学家，兄弟会政府要么打入冷宫，要么出于“统战”需要，表面上给予任用，实则当做高级“花瓶”，将宗教信条当做包治百病—— 自然也包括“经济病”的灵丹妙药。

当然，他们这么做也有其底气：“金主”们的外援。

平心而论，对穆尔西和兄弟会政府美国并不满意，这个政府推行的原教旨主义政策和美国“不合拍”，和伊朗接触、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等等，则更不用说了。但“在阿拉伯世界推行民主普世价值”的“阿拉伯之春”，是奥巴马上任以来外交战线的最大成果，也几乎是唯一完全印上“奥巴马”标签的外交成果，而埃及不仅是奥巴马推行“阿拉伯之春”的起点（上任后的开罗演说），更是其“阿拉伯之春”获得重大成功的里程碑式标志。因此政权更迭后，美国仍继续维持对埃及的大规模援助，每年仅军事援助一项就高达13亿美元，其它综合经济援助也在2亿美元以上。

此外，卡塔尔前埃米尔（国家元首）阿勒萨尼·本·哈马德自逼父退位、自己继位以来，一直积极加强卡塔尔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试图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新带头人，而被公认为中东阿拉伯世界政治、文化中心的埃及，就成为其主攻方向。在“尼罗河革命”前，卡塔尔就极有预见性地大力扶植兄弟会，其半岛电视台在“尼罗河革命”和此后的过渡期中，为兄弟会“保驾护航”立下奇功。兄弟会如愿上台后，卡塔尔多次提供巨额援助，去年8月的一次多达25亿美元（20亿贷款和5亿直接援助），今年1月又增加25亿（构成不变），今年4月再度追加增持30亿美元埃及国债，总金额高达80亿美元，成为埃及后穆巴拉克时代第一大“金主”。正是有了这样一笔巨款，穆尔西政府才能在极端糟糕的经济环境下维持一年之久，且拒绝在美国和IM F的威逼下让步。

另一个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和兄弟会关系平平，但对埃及同样志在必得。作为逊尼派瓦哈比派的盟主，沙特一直通过扶植萨拉菲光明党影响埃及政局，在兄弟会掌权起家后，沙特对埃及不仅许以每年37.5亿美元援助，且承诺一旦美国中断援助，沙特将予以弥补。

然而兄弟会政府在经济上的无能，将自己和埃及双双逼入绝境。

执政之初，兄弟会踌躇满志，提出“百日计划”、“能源补贴改革”、“旅游业振兴计划”等一系列经济发展目标。但一年后盘点，埃及的经济、民生数据竟比革命前还不如：本币贬值，外汇储备锐减，外债和财政赤字激增，经济增长率直线下挫。今年2-4月，埃及CPI同比上升8%，5月更达9%。随着夏季到来，电价飙升16.2%，停水停电成了家常便饭。美国、卡塔尔、沙特的援助金看似不少，但仍入不敷出，且个个附加有苛刻的政治条件，令埃及这个传统的阿拉伯世界领袖、中东大国感到很受伤。对此埃及不得不和IM F达成48亿美元救助协议，但后者的要求是埃及必须提高税收、削减补贴，这意味着民众、尤其是城市贫民的基本福利将受到严重影响，因补贴而廉价的大饼、汽油和煤气面临涨价或短缺的危险，无异于把民众赶上解放广场和大街。反之，如果不改革，沉重的福利负担迟早让政府破产。

正是糟糕的经济治理表现，让再度涌上街头的“广场派”极有号召力，而卡塔尔埃米尔在政变前夕突然退位，兄弟会政府的经济后台——卡塔尔主权基金管理层也大幅改组，令兄弟会政府最可倚赖的外援，也突然变得不那么靠谱。看似强大的兄弟会一夜间被“打回原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经济因素无疑至为关键。

问题是，政变后经济就会“阴转晴”么？从目前情况看，恐怕不容乐观。

埃及经济支柱，近年来一直是旅游业，2010年旅游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10%，可如今由于政局动荡，安全堪虞，旅游业几近崩盘。政变成功距今已近半月，过渡政府首脑几经变更，流血冲突不断，被推翻的兄弟会仍在抗争，原本支持政变的各派又因权力再分配问题发生分化，如此乱局之下，经济又如何能独善其身？

最新被确认为过渡政府总理的哈基姆·贝布拉维是自由派经济学家、后穆巴拉克时代过渡政府财政部长，军方让这样一个中性专家型人物组阁，除了避免政治分歧的考量外，自然也有借助其经济专才维持过渡期经济稳定的考量。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职无权、本就是折衷人物的过渡总理，自己能“过渡”几日尚是问题，又如何能推行成体系的经济治理方案？

“尼罗河革命”后，国际评级机构已多次调降埃及主权信用级别，政变后的7月5日，惠誉再度将埃及主权信用级别从B降至B-，展望为负面，这意味着比投资级低6级。此外，政变发生后，IM F以“埃及政局不稳”为由，推迟拨付本就有争议的48亿美元纾困款。

政变后，美国态度暧昧而摇摆，13亿美元军事援助会否因“不得援助政变国家”的美国国内法律而搁浅，至今尚无定论。从美国向来的行事风格看，钱最终会给，只是这笔钱要经军方过手，且对纾解埃及经济困局尚属杯水车薪。

美国真正可起关键作用的，是缓解埃及粮荒。作为世界最大小麦进口国，埃及政府每年进口约1000万吨小麦，将其中一半以享受政府高额补贴的低价大饼形式供应给民众，以维持基本社会稳定。穆尔西政府此前大幅减少了小麦进口，但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埃及现有进口小麦的库存已难以满足两个月的需求量，国产小麦储量也相当有限，短缺问题远比预期严重，食品供应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或将引发物价恶性连锁反应。而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大国—— 美国，在这方面应可有所作为。

政变前，沙特对卡塔尔的后来居上和颐指气使就十分不满，政变导致原本埃及议会第二大党——沙特支持的萨拉菲光明党影响力上升，因此沙特成为第一个祝贺政变的国家。自政变至今，沙特和受沙特影响的海合会盟国——科威特和阿联酋，已承诺向埃及提供累计达120亿美元的援助和实物补贴，这显然会有助于过渡期和“后过渡期”埃及经济形势的舒缓。但必须看到，这笔钱同样“烫手”：如果说，卡塔尔是押宝兄弟会，试图在埃及取得政治支配权进而在阿盟呼风唤雨的话，那么沙特又何尝不是？只不过代理人从兄弟会换做光明党罢了。正是因为沙特和卡塔尔的分歧，原本是兄弟会盟友的光明党，才在政变前夕突然倒向支持政变的一方；也正因为权力争夺的需要，光明党在政变后短短几天，就接连杯葛了巴拉迪和埃尔丁两位过渡总理提名，对“后兄弟会时代”埃及政坛主导权志在必得、不惜一切的姿态一目了然，其背后的倚靠，正是沙特及其海湾伙伴，以及他们手中挥舞的“石油美元”。一旦光明党通过选举或别的手段上台，在宗教层面比兄弟会更原教旨、更保守，在经济、行政领域经验、人才更匮乏的他们，如何能让埃及经济的明天至少比今天和昨天更美好？

经济表情

“阿拉伯大饼”是埃及百姓最重要的主食，在粮食产量不足、人口急剧膨胀的背景下，大饼涉及政权稳定，重要性毋庸讳言。在目前局面下，埃及在经济上必须依赖外援，而几大“金主”——美国、卡塔尔、沙特及其盟国——则各有目的且相互博弈。

（作者：陶短房 知名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评论人）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