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安理会9月27日通过了一份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的决议，为叙利亚问题开启政治解决之门。叙利亚危机持续发酵了两年多，这场危机是如何演变的？为帮助网友了解更多的情况，本网编辑编译了法国媒体发表的《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和《叙利亚：牌局内幕》两篇长文，看看西方学者对叙利亚局势的看法和观点。为了保持文章的“原汁原味”，仍然采用第一人称，从今天开始连载，以飨网友，敬请关注：
叙利亚牌局内幕（1）
有关叙利亚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经常有一些相互矛盾甚至经常是虚假的消息传到欧洲。因此，很难了解叙利亚真正的局势。因此，我在此重申几个观点是很有意义的，有助于理解叙利亚危机的复杂性、根源和所涉及的重要问题。
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
正如叙利亚国家元首在6月26日叙利亚新政府就职仪式上所做的演说中所承认的那样：“我们正处在真正的战争状态!我们所有的政策和部门都应当为赢得这场战争服务!”尽管这个心声吐露得略迟，但还是非常重要，因为迄今为止，“战争”这个词都被小心翼翼地避开。叙利亚政权曾试图淡化危机局势，只使用“武装团伙”、“恐怖分子"或通过黎巴嫩、土耳其、约旦和伊拉克渗透到叙利亚的“基地组织圣战分子”等称呼。实际上，所有叙利亚的邻国都早已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到了这场战争之中了!
长期以来，叙利亚政权都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曾以为自己能以最小的代价战胜这次武装反抗，所以直到最后才集中所有力量应对危机。它最初高估了国内阵线的团结，以及西方、土耳其和海湾国家对于武装反抗组织的经济和军事支持的规模。它还试图避免再次出现1982年哈马城大清洗那样的局面，当时现任总统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在那里镇压了已持续4年之久的伊斯兰游击队的叛乱。那是叙利亚最后一次武装反抗，由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武装分子“战斗先锋队"领导，当时炮火纷飞，血流成河。镇压之前，穆斯林兄弟会中的少数派、持不同政见者曾针对叙利亚政权发动了多次谋杀，杀害了很多亲政府的科研界、学界和军界人士，清除了阿勒颇大学军事学院的近百名学生（他们选择这些学生，主要依据是他们属于阿拉维派），这与今天的情况极为相似。但当时都是在秘密进行的，因为当初数字革命还没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冲突的最终结果是，哈马城的多个街区被摧毁，几千投奔武装叛乱的民众遭屠杀。此后，政府又对穆斯林兄弟会开始无情镇压，他们受到追捕、监禁、处决或者流放。后来，政府又颁布特别法令，对所有属于穆斯林兄弟会的人处以重刑。紧接着，阿拉伯复兴党政府对穆斯林兄弟会地下组织进行清洗后，又开始镇压左派的工会组织和民主力量，因为他们要求得到更多自由，要求政府进行政治、社会和经济民主化改革。穆斯林兄弟会的武装起义流产，让它们受牵连并成为受害者。沉重的政治气氛笼罩了叙利亚，但这一点丝毫都没有让美国、西方国家和海湾地区的王国感到难受，它们当时需要叙利亚，因为它可以让深受无休止内战之苦的黎巴嫩出现和平，也可以让那些温温顺顺选举出来的巴勒斯坦的各个组织守好自己的规矩。
流产的改革尝试
随着2000年6月哈菲兹·阿萨德去世和其子巴沙尔·阿萨德继任总统——他得到了当时的国防部长穆斯塔法·特拉斯（一个出生于霍姆斯的逊尼派，其子马尼夫刚刚参加反叛）的直接支持——叙利亚政权继续进行羞羞答答的自由化，出现了短暂的“大马士革之春"。当时言论十分自由，多个论坛建立，它们要求结束紧急状态、实行多党制、将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很多人权组织也谴责政府的安全部门。政权中的很多重要人物（主要是安全部门和阿拉伯复兴党）认为，这些举动过分之极。他们成功地将当时还受其父亲时代的政权部门掣肘的年轻总统拉拢过去，终结了这场只持续了6个月的春天篇章。
尽管2001年的“春天”戛然而止，公民社会论坛的多名领导人遭到逮捕。但应当承认，尽管政府继续进行“温和的”镇压（之所以说镇压“温和”，乃是与以前期比），一种新的政治活力已经开启，新的政治气氛开始出现。当时，沉重的政治气氛已经消散，很多政治犯被释放，很多被流放的反对派人士经过谈判有条件地回国——其中包括很多原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还有亲伊拉克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人——这种情况很常见。但他们回国并不是大批量的，而且必须获得安全部门的准许，安全部门要逐一进行评估。重新审判穆斯林兄弟会人员的法律仍旧存在，但现实中已不采用。
受到“大马士革之春”教训的启发，或许也是由于过度的谨慎所致，叙利亚政权最终选择了“中国道路”，要开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实行民主。先“重建”后“政治透明”。阿拉伯复兴党没有迅速实行政治开放，而是选择了“经济技术”的现代化。
为了证明自己有理由进行缓慢的政治改革，叙利亚政权还提及了它所面对的地区挑战：以色列仍旧占领着部分叙利亚领土（自1967年以来占据着戈兰高地）；巴勒斯坦的和平进程陷入僵局；伊拉克局势不稳等。特别是黎巴嫩问题：自2005年以来，一支几千人的叙利亚军队一直部署在黎巴嫩。因为自从2000年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日内瓦的最后一次会晤失败以来，美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不再争取解决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包括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以色列与叙利亚、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冲突——而是让这些冲突的主角们自生自灭，这也是以色列乐于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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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牌局内幕（2）
国际影响与干涉
从2000年开始，很多地区性事件相继出现，推迟了叙利亚的国内改革日程。
2000年3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哈菲兹·阿萨德在日内瓦举行峰会，这是他们的最后机会，因为他们都已执政到期：克林顿是第二任期即将结束，而哈菲兹·阿萨德已经病入膏肓。峰会日程包括：叙利亚和以色列要在和平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缔结一份全面和平协议，以色列应将军队从1967年6月4日占领的边界领土上撤出。这份协议签署后，以色列还将与黎巴嫩签订类似的协议，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签订最终和平协议也将变得更为容易。但是，由于以色列——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拒绝完全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本来准备就不太充分的会面在经过两小时的空泛讨论之后，最终隆重失败。6月10日，哈菲兹·阿萨德因病去世，其子继承了这份沉重的遗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色列的埃胡德·巴拉克政府错误地以为叙利亚失去了一张王牌，也就是抵抗以色列占据黎巴嫩南部这张牌，所以单方面决定将其军队从黎巴嫩撤出，因为这支军队越来越受到叙利亚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猛烈攻击。但以色列撤出军队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真主党从以色列的“溃败”中变得更强大了，叙利亚也是如此。以色列军队的撤出远远没有削弱大马士革对于黎巴嫩的控制，反而大大促进了其控制。此后，真主党的命运——即成为黎巴嫩的国中之国——和叙利亚的命运变得不可分割。以色列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出军队（不是完全撤出，因为以色列还占领着部分领土，辩称那里虽位于黎巴嫩，但实际上属于叙利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况且它也未能与黎巴嫩政府签订单独的和平协议。
2000年，由于以色列仍对黎巴嫩和叙利亚坚持不妥协的立场，而此时由美国充当调停人的巴以戴维营谈判和塔拉谈判又遭到失败，由此引发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出现了第二波起义浪潮。起义得到了叙利亚的支持，极大地损害了被新保守派控制的美国小布什新政府的威信。就在2001年“9·11”袭击发生两年后，美国及其盟友占领了伊拉克，给叙利亚政权造成巨大压力。尽管叙利亚政府完全承诺将参加打击恐怖主义的活动，将与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携手合作，但它却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尽管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的关系本就不佳、令人生厌）。
因此，巴格达政权刚刚垮台，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就前往大马士革，带去一个信息明确的最后通牒。
他要求叙利亚总统做到如下几件事：停止支持那些打击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抵抗行动（有将近150万伊拉克人在叙利亚受到庇护）；遣返在叙利亚领土上活动的、被指责从事恐怖主义的巴勒斯坦组织——其中包括哈马斯；停止与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所有战略合作；叙利亚军队从黎巴嫩撤出。美国还要求叙利亚摧毁其他学武器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
叙利亚必须做到所有这一切，但美国不会给予其任何回报。巴沙尔·阿萨德完全拒绝了这份最后通牒上的所有条款。于是，一场推翻叙利亚政权的全面战争——经济的、地下的但也是政治的——就此展开，而且这一次美国得到了法国和沙特公开、一致的支持。
2003年11月11日，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叙利亚责任义务法案》，准许美国总统在做出决定后，公布针对大马士革的制裁。制裁很快付诸实施。一年之后的2004年9月2日，法国和美国联合提出倡议，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559号决议（在全部15票中，9票支持6票弃权），呼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政治独立，将所有外国军队从黎巴嫩领土上撤出，解除黎巴嫩民兵（即真主党）的武装，举行自由和公正的总统选举”等。阿尔及利亚、巴西、中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认为该决议干涉了黎巴嫩内政。实际上，该法案确实是为了阻挠时任总统艾米尔·拉胡德连任提出的，因为他是大马士革和真主党的可靠盟友，而且叙利亚感到自己在中东地区将面临一个不确定的困难局面，想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连任。这些威胁没有吓退巴沙尔，他继续坚持不屈服于美国、法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国特别是沙特。叙利亚依旧对真主党、哈马斯提供支持，坚持与伊朗的战略联盟。拉胡德将军再次当选总统，但他必须修改宪法。当时的黎巴嫩部长会议主席拉菲克·哈里里反对修宪，但最后也不得不接受。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军队和安全部队大幅缩减，但最终还是部分保留了下来。
正在此时，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2005年2月4日，拉菲克·哈里里在贝鲁特因遭到自杀性袭击身亡。
叙利亚及其盟友立即遭到谴责。由于部分黎巴嫩人及国际社会在媒体上连篇累牍地表示愤怒，在政治上表达不满，在谋杀发生几周后，叙利亚不得不将最后一批部队从黎巴嫩撤出。黎巴嫩政权内与叙利亚交好的重要人物被驱逐和逮捕。联合国安理会于2005年4月7日通过了1595号决议，决定设立调查拉菲克·哈里里被谋杀真相的调查委员会。叙利亚屈从了，而且从未打断该委员会的工作，它甚至与该委员会进行了合作。截至目前（2012年），该委员会也没有拿出任何可以证明大马士革和真主党参与谋杀的可靠证据。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为审判哈里里的谋杀者而设立的特别法庭什么目的也没达到，但这却成了西方人在其敌人即叙利亚、真主党和伊朗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调查人员迄今都没有将调查指向西方和以色列的安全部门或者是圣战分子，尽管在谋杀之初，人们就认为可能是圣战分子所为。为此，国际上很多法学家联合起来，谴责调查委员会是西方的政治工具。
尽管2006年时的国际背景对叙利亚政权十分不利，使其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但它面对已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潭的美国，依旧斗志昂扬、毫不屈服。就在此时，黎巴嫩战争爆发。这次战争朝着对叙利亚有利的方向发展。
2006年7月12日上午，黎巴嫩真主党的一支突击队在黎以边界地区袭击了以色列巡逻队，8名以色列士兵被杀，另2人被劫持。此次大胆行动是真主党战略的一部分，自2000年以来，真主党就试图用被俘的以色列士兵作为交换条件，逼迫以色列释放几十年来关押在其领土上的黎巴嫩、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俘虏（大约有1.1万人）。此次行动另一个目的，是要让以色列结束其自1967年来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
类似行动过去曾多次发生，但都没有转化为全面战争。这一次，以色列军事指挥部门做出了别样的决定。埃胡德·奥尔默特政府因为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鼓励，希望一劳永逸地与叙利亚和伊朗的盟友真主党真正干一场。一旦成功，黎巴嫩将永久地成为西方及其盟友的囊中之物。叙利亚也很快会垮台，然后是伊朗。美国新保守派心目中的大中东将成为现实。为此，以色列军队才会对真主党的大胆行动做出异乎寻常的反应。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尽管黎巴嫩的基础设施遭受了巨大损失，但真主党在叙利亚的支持下，成了此次小型战争的胜利者。以色列的反击持续了34天，最后也未能达到摧毁真主党的目的。此次战争让1200名黎巴嫩人付出了生命代价，主要都是平民，以色列方面有163人被杀，其中119人是士兵。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战略失败。以色列军队虽然号称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队，但也没能战胜黎巴嫩人的抵抗。对美国、法国以及其阿拉伯国家的代理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失败。相反，叙利亚和伊朗彩旗飘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此前一直处于守势，此战后也成就斐然。在庆祝“抵抗胜利”的演说中，他将曾预言自己失败的阿拉伯三驾马车——沙特国王、约旦国王和穆巴拉克总统——戏称为“半吊子”。 自此，亲叙利亚的轴心和亲沙特的轴心之间的战争变成了全面战争，尽管在2008—2011年期间出现了短暂停顿，因为当时叙利亚与法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后来又与沙特关系正常化，实现互访。但自那时起，动摇叙利亚稳定的计划已开始制定。
2008年12月27日，战争的新阶段开始：以色列军队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当时哈马斯也得到了叙利亚的支持。此次军事行动尽管让巴勒斯坦人员损失惨重，但最终没能让哈马斯跪地求饶。2009年1月1 8日战争结束，以色列军队士气削弱、名誉大减，没有达到自己最初的战斗目标。
国际开放的失败
通过叙利亚受到包围一事，人们可以看清楚，是由于它与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的联盟关系，才导致自己受到攻击。美国及其盟友眼见大棒政策不成，开始尝试“胡萝卜”政策。打碎大马士革和德黑兰之间联盟的“诱惑者”角色落在法国（和欧盟）、土耳其和卡塔尔的头上。作为对法国“和解”政策的回报，叙利亚被要求融入全球化。对西方来说，这一选择比大棒政策来得有效多了。叙利亚政权由此开始的转变是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因为其社会的最脆弱阶层——特别是农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的自由化、解除与土耳其的关税壁垒、持续4年的严重干旱，让叙利亚城市周边的农民全部变成了无产阶级。正是这些经济条件变差的民众阶层最终变成了反叛力量的“大军”。
应当承认，叙利亚政权本就是保守封闭的，再加上因为野蛮的经济自由化的愚弄，它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经济开放政策和政治上的困局严重动摇了政权的社会基础，让大部分民众弃之而去。而只要能够保持社会稳定，满足最低的生活需求（住房、购买力、健康体系等），民众本来是可以接受专制主义的。更何况经济开放还导致了腐败盛行。
此外，叙利亚安全部门自闭又傲慢，对危机的管理也不善。
现在，在遭受长达一年半时间的叛乱的打击之后，叙利亚政权经过长时间犹豫不决，最终恢复了过去的政策：结束野蛮的自由主义，同时将所有军事和安全力量都投入到应对反叛的斗争之中。
无论如何，这似乎就是人们从2012年6月26日叙利亚新政府成立后的首次正式会议上，巴沙尔·阿萨德对政府部长们的电视讲话中可以做出的解读：进行打击武装反叛及其外国支持的全面战争；展开打击自由化规则的全面战争，因为正是这些规则导致农民和流氓无产阶级参加了叛乱。至于基本的改革，可以留待和平重建后再进行。
来源：新华网
叙利亚牌局内幕（3）
叙利亚冲突中不可告人的目的
西方的目标主要是地区性的：粉碎叙利亚与伊朗的联盟，让叙利亚与以色列签署打了折扣的和平协议，摧毁叙利亚的民族国家基础，使之面对瓦哈比主义者和激进伊斯兰分子的打击，这意味着叙利亚分裂成几个部分，它们之间处在战争状态。这样，西方在中东地区未来几十年就可以长期扎根。
另外一个主要赌注是：海湾地区的那些石油王国，尽管自身也因受到席卷阿拉伯世界反抗运动的冲击，以及伊拉克战争意外变化的影响（伊拉克摆脱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但变成了伊朗的保护国）而变得十分脆弱，但它们还是试图通过让反对瓦哈比主义的、亲俄的叙利亚政权垮台，将叙利亚变成其重新征服伊拉克、让伊朗局势变得动荡的后方基地。特别是，它们试图将黎巴嫩的真主党铲除掉。这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至今没有达到，而且只要中国和俄罗斯仍然表示支持、叙利亚—伊朗轴心（包括针对的和马利基的伊拉克）不瓦解，这个目的就不可能达到。
卡塔尔和沙特在叙利亚危机中的主要角色
认为卡塔尔和沙特这两个石油王国在危机中完全自行其是纯粹是幻想。它们很大程度上依附于美国，美国保证它们的安全，但要求它们在地缘政治和能源问题上完全俯首帖耳。从目前它们与伊朗教授的问题上就可以看清这一点。这两个王国，还有个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另外4个成员国阿联酋、科威特、巴林和阿曼，都认为必须打倒伊朗政权。它们是根据美国和以色列的日程行事的。主要还是追随美国：宣称伊朗存在威胁，就能让美国在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变得不可或缺，能长期维持。美国就能不断增加军事基地。不弄明白这一点，就不可能明白卡塔尔为什么会对其“叙利亚朋友”、对叙利亚与伊朗的联盟如此大张旗鼓地反戈一击。
以前，这些海湾的酋长国准许外国在其领土上设立基地，但它们必须提供铺设石油管道的费用。可知今，竟然是这些酋长国来负担基地的费用。事实上，这些海湾国家自身的结构都已变得异常脆弱。为了保证自己政权的生存，他们认为必须让自己的邻国也变得脆弱。为此他们才参加了摧毁伊拉克、削弱埃及的行动，而今它们又不懈地打击伊朗及其盟友。它们不仅服从西方和以色列的军事战略，而且服从它们的能源战略。
它们是怎么做的呢？？这些石油王国在有关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问题上都执行美国的命令。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它们在与国际能源署进行政策协调后发起价格战，而国际能源署的首要政策目标，是要摧毁石油输出国组织和诸如阿尔及利亚、伊拉克、伊朗、尼日利亚、委内瑞拉、俄罗斯这样桀骜不驯、重视国家主权的国家。1973年后，沙特国王费萨尔威胁要（对西方）动用石油武器，竟遭到暗杀!此次事件后，这些王国才温顺起来，挑起价格战，对上述国家进行经济劫掠。
卡塔尔通过自己的进攻性的天然气政策，努力完成这一任务。由于拥有特别具有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和一个极为现代化的船队，这个天然气酋长国试图在欧洲市场上打击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在亚洲市场上挤压伊朗。但当时要实现这一计划，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修建一条途经叙利亚的天然气管道。而大马士革作为莫斯科和伊朗的盟友，拒绝接受铺设这条管线，也许这可以部分说明卡塔尔为什么会对叙利亚反戈一击。
最后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也是这两个瓦哈比主义王国的共同目标：将叙利亚瓦哈比化，削弱叙利亚，继续追随美国的战略。而美国的战略一向就是，在世界上支持所谓政治伊斯兰，反对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派别。
叙利亚国内局势的特殊性
叙利亚危机中的教派分歧和社会困境
叙利亚与黎巴嫩、伊拉克一样，是由很多宗教派别组成的。将其凝聚在一起的是，他们都是阿拉伯人，因为90％的民众都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阿拉伯复兴党与其他所有的纳赛尔主义的、阿拉伯联合主义的或叙利亚民族主义的、甚至是所谓的进步主义的政党一样，希望自己能反映现实。它打算将所有宗教社群都联合在一个世俗的阿拉伯国家之内，能够超越教派和种族对抗。这一计划将伊斯兰作为凝聚国家的阿拉伯民族特性的核心，它是一个基本的、但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确实，逊尼派穆斯林在叙利亚占大多数（65％），但民众中缺少对抗意识。而且他们都是苏菲派，实际上更害怕瓦哈比派，一旦瓦哈比派掌握了叙利亚政权，他们就会反过来消灭自己，就如同沙特人占领赫加齐省后所做的那样。这些属于苏菲派的逊尼派穆斯林与属于少数派的阿拉维派、基督教徒、德鲁兹派、伊斯玛依派一起，构成了叙利亚人口的绝大多数。为此，叙利亚政权才能够继续在舆论中得到支持，因为叙利亚民众或者是出于信仰的原因，或者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或者仅仅是因为拒绝西方、土耳其或海湾石油国家等外国势力的干涉，都愿意支持本国政府。叙利亚人口中唯一不属于阿拉伯人的就是库尔德人（占10％），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支持叙利亚政权。他们厌恶土耳其，因此才会对叙利亚政权持批评性支持态度，更何况叙利亚政权在叛乱刚开始的前几个月，就同意给予30万无国籍的库尔德人叙利亚国籍。
人们误以为叙利亚当今政权乃是一个阿拉维派的政权，也许是因为历史和社会的原因，目前叙利亚军队和安全部门中有很多官员都是阿拉维派人士，人们认为这与阿拉维派在人口中占少数不成比例。实际上，由于城市中富裕阶层（多为逊尼派）的子女都不喜欢进入这两个机构，而农民和少数派人家的子女却认为这是一个提高社会层次的最快手段。另外一个原因是，现今的总统本人就是出自阿拉维派（占人口的15％），很多高级军官也都属于阿拉维派。
此外，叙利亚的分歧主要是社会及经济层面的，而且国家的主要经济领导人大都是城市中的富裕阶层。
正如叙利亚反对派人士海赛姆·曼纳所强调的那样，在国家的500名经济决策者或商界人士中，勉强也就有15人来自阿拉维派。唯一的例外是，叙利亚最著名的富商之一拉米·马赫卢夫是现总统的表兄弟。
叙利亚当前的分裂还表现在地域上——农村与城市之间、农民与城市从事商业的小资产阶级之间——而且由于政府实行过度的自由化政策，导致分裂加深。
但实行经济自由化是欧盟提出的“和解”条件，它要求叙利亚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和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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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牌局内幕（4）
叙利亚反对派的不同派别
正如2012年7月在阿拉伯联盟、联合国和西方国家主导下、为将叙利亚反对派团结在一起而举行的开罗会议所揭示的那样，叙利亚反对派没能克服分歧。在国内从事游击战的武装组织——大部分都是伊斯兰分子——全然拒绝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被边缘化。他们甚至谴责聚集在开罗的反对派是“反革命的阴谋家”。应当看到：反对阿拉伯复兴党政权的主要反对派力量是穆斯林兄弟会。正是这个反对派接受了来自国外的主要资金、武器和圣战分子。即使在国外被称为追求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反对派中，穆斯林兄弟会也无处不在、决定一切，他们只是小心翼翼地将那些强调自己是自由派的、世俗的或者是民主的人推到前台而已。
反对派之间的分裂对叙利亚政权有利。反对派中有些人支持武装反抗组织，有些人呼吁北约进行干预，还有人只寻求进行民主改革，他们之间的鸿沟是难以跨越的。
在叙利亚国内，“叙利亚自由军”拒绝与政权进行任何妥协。它这样一条道走到黑，导致了自身分裂和软弱无力。“叙利亚革命总委员会”由国内反对派组成，他们拒绝外国干涉，也属于单独的一部分。该委员会2011年8月份成立，确定的目标是，使在叙利亚国内活跃着的各反对派之间的联系“更紧密”。徒劳而已。至予“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它是反对派的对外窗口，也是西方和海湾石油王国的棋子，被穆斯林兄弟会控制，而且本身无论在内部还是对外都存在分歧。
此外还有“民主化改革协调委员会”、“支持世俗化和民主力量联盟”。与在叙利亚国土上影响不断扩大的圣战组织相比，这些组织无足轻重。但即使圣战者组织内部也没有协调一致的战略。
危机出现向地区和国际上蔓延的危险
目前，尽管某些亲沙特或亲卡塔尔的黎巴嫩势力确实在利用黎巴嫩作为动摇大马士革政权的工具，但只要叙利亚政权及其黎巴嫩盟友（真主党和绝大多数基督教徒）认为自身没有受到威胁，就没人愿意在黎巴嫩重燃战火。叙利亚的确需要保持黎巴嫩的稳定，将之作为自己的后勤和财政基地，以便绕过西方制裁。而沙特和卡塔尔却在试图往黎巴嫩火上浇油，以便对叙利亚保持压力。它们利用黎巴嫩作为向叙利亚国内叛乱输送人员、武器和资金的通道。这是一把双刃剑，具有双重危险：如果叙利亚及其盟友获胜，西方和沙特的影响将被彻底根除，而且黎巴嫩将彻底倒向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轴心。这样的前景——无论是出现混乱局面还是亲伊朗轴心取得胜利——对以色列来说将是灾难性的。为此，美国才不得不要求自己在黎巴嫩、海湾国家和土耳其的代理人，不要过多地将叙利亚引向这种不可控制的方向。对西方来说，最好的方案是拒绝火上浇油，不要让这些阵营中的任何一个占上风，这也就相当于长期让叙利亚国家处于软弱无力的局面。
一些观察家还提到，围绕叙利亚危机出现了新的东西方对抗。确实，人们可以看到，东西方和南北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在扇了利比亚一记耳光、以及更此前的巴尔干战争之后，叙利亚危机最终结束了西方在国际关系中实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宣布了多极化世界的到来。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南非）的出现导致世界体系出现了重大变革。西方刚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会推动新的战争出现，因为新战争将比伊拉克、利比亚或阿富汗战争的代价更为高昂。一架土耳其军机在叙利亚领空被摧毁，曾让北约内的好战分子苦思良久。尽管土耳其最后做出了一些姿态，但最终也未向北约提出干预要求，因为它知道自己将会面对来自叙利亚的报复。此外，伊朗，伊拉克和俄罗斯也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干预。因此，也就不会发生东西方的对抗。但围绕北约的反导系统，围绕叙利亚和伊朗问题，围绕瓦哈比派伊斯兰的扩张，还是会出现新的角力。莫斯科、北京和新德里认为，瓦哈比派伊斯兰就是西方为动摇俄罗斯联邦而设的“特洛伊木马”。在叙利亚问题上，莫斯科也试图避免车臣战争重演。
对于中国来说也同样如此，中国不希望得到西方支持、以其海湾代理人面目出现的激进的或政治伊斯兰——尤其是通过土耳其——来到中国的新疆（也被称为东突厥斯坦），当地的维吾尔人属于逊尼派穆斯林，突厥语系的人口占多数，分离主义分子在此十分活跃。
叙利亚的出路在哪里？
大胆预测叙利亚未来的变化，将是非常危险的。但也应当看到，与那些已持续16个月之久、被糟糕地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相比，叙利亚政权还在坚持着，甚至还能组织陆路、空中以及主要是海上的军事演习。军队、安全部门、政府以及外交团体中没有出现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崩溃性事件。它与俄罗斯、中国、伊朗和真主党的关系也没有出现裂缝。而伊拉克甚至出乎所有人的期待，进口叙利亚产品，让西方针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无从谈起。
叙利亚政权中的某些极端人士认为，军事和安全选择是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唯一办法，这纯粹是幻想。与此同时，反叙利亚阵营里的极端分子也在努力运作，要根绝现政府，要求巴沙尔下台，摧毁叙利亚当前的安全和军事机构，他们不再要求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以便建立一个过渡政府，让叙利亚免遭内战。
开展建设性对话，这正是安南计划、俄罗斯、中国及一些明智的阿拉伯国家如阿尔及利亚等所提倡的。
除了这一可以让叙利亚人重新找到团结、民主和稳定的道路的过渡计划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让它得救!
但我怀疑西方国家及其在阿拉伯国家的代理人是否会支持这样一个计划，尽管它表面上曾经在日内瓦对此表示赞同。今后，叙利亚危机的出路再也不能由叙利亚人独自决定，它掌握在俄罗斯人和西方的手中。
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作为叙利亚危机的调停人，在辞职前直言不讳地指明了谁应当为叙利亚危机陷入僵局负责。他在接受法国《世界报》的访谈时，对那些指责俄罗斯试图阻挠在叙利亚进行“可靠过渡”的人非常生气。他毫不隐讳地说：“人们对俄罗斯说三道四，对伊朗却说得很少，而且对其他输送武器、资金并对当地局势有很大影响的国家更绝少提及。这些国家自称希望找到和平的解决办法，但它们却单独地或共同地做了一些事，这些事都损害了安理会的决议精神。”
今天，叙利亚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叙利亚人将为此付出代价，这是他们之大不幸。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