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东的消息，过去几乎总是分裂的(Broken)、愤怒的(Angry)、失调的(Dysfunctional)，这就是所谓的“BAD中东”。而与中东相关的新闻也往往是负面的，相关分析无非老调重弹，就是“坏到不能再坏”。人们已经默认关于中东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遑论积极和进步。

在主流学者中，此类看法也很普遍。2014年结束之际，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下属专家们进行问卷调查，问起2015年可能造成轰动世界的“头条危机”的地区是哪里。75%的专家选择了中东。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目前在中东进行的种种外交努力，研究中东正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变革，我们有理由相信2015年这里会有积极变化。或者说相比以往，新的一年对这个传统的火药桶地区会是个“好年份”，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年份。

2015年，中东的很多关键性问题有机会出现转机，之所以说是“有机会”，是因为这需要外交努力和民意争取。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核谈可能改变地区力量平衡。虽然伊朗在核问题上历来非常顽固，但是从2014年开始这种顽固逐渐改变，因为伊朗不能继续承受制裁压力，整个社会和经济走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拐点，必有重大变革。

以色列会诞生一个新政府，一个很有可能促进“两个国家方案”的政府，最终为巴以和平谋求一条可行之路。

伊拉克的局面会逐渐稳定，这意味着IS在2014年的斩获是临时性的，而极端组织遭受的挫败将是决定性、永久性的。

所有这些是纯粹的梦想吗？不是，这些都是在2015年值得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积极方向一：伊朗核谈必有结果

到目前为止，美国为首的P5+1国家和伊朗之间进行的核问题谈判既有惊喜也有失望，但是2015年将给这场谈判带来终极考验。简而言之，谈判已没有太多时间了，延期只能有一次，借口不能总是重复。在未来，任何拖延都是不可能、不允许的。在今年3月之前，多方必须通过框架性总体协议，而在7月截止期之前，必须就这个框架确定技术性细节，在很多问题上要达成综合、一致意见。

可以确定，2015年，这场持久的外交战争将会有个了结，要么是出炉实质性协议，要么是在沙漏清空之前多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接下来会面临其他形式并不愉快的介入。

那么有什么理由乐观呢？让我们看看现在的局面。

诚然，多方的意见分歧还是很巨大的，主要集中在如何处理伊朗提炼浓缩铀的能力、如何取消经济制裁方面，彼此的不信任仍旧严重，在美国国会被共和党控制的情况下，白宫似乎也用尽了在此问题上的灵活性。

但是压力重重对于外交谈判并非坏事，没有什么比“时间紧迫”更令人着急，大家都面临艰难的选择，如果不妥协，结局将非常难堪。假设在7月之前桌子上没有摆出看得过去的协议，伊朗和西方的关系会变得非常紧张，不排除外交对抗，甚至以色列或者美国有可能采取军事行动。要避免这种种情况，唯有尽快达成协议。

伊朗核问题不像巴以和平进程那样没完没了，巴以之间的纠葛正所谓“用车轮子擦屁股，转来转去永远擦不干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要么是不正经地谈判，要么是阶段性关系紧张，但暴力和冲突不会造成地区性危机或使危机蔓延。

伊朗问题要干脆得多，如果没有实质意义的协议，就是更多的经济制裁、更多痛苦。只是伊朗社会的承受能力已经到达极限，而世界油价的快速下跌更击破了统治者残存的、靠走私石油贴补财政的幻想。达不成协议的那一天，对伊朗来说就是战争开始之时，无论是内战还是外部战争。对美国而言则极可能是一场由以色列出手的代理战争。

对于伊朗来说，2015年是“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儿”的年份。换个角度说，也是机会难得的年份。要想缓解甚至是彻底掀掉压在身上的经济制裁大山，就要抓住这次谈判机会了。不过这个国家所有的决定只出自一个人的想法，那就是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虽然他的想法谁都摸不准，但事实证明他并非铁板一块。在局面非常不利的当下，相比在意识形态和地区称霸，稳定社会和民情更为急迫。而且一个人做决策的好处是，只要他点头，协议就近在咫尺。

如果有了实质性的协议，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会不会全面正常化呢？这不太现实。看看古巴和美国的关系就知道了，这一次美国宣布逐渐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背后的交涉是极为困难的，今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也会相当曲折。美国和古巴是近邻，美国南部居住着大量古巴移民，两国关系更掺杂有一种情感因素。而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则像是做生意，没有太多的感情因素，双方之所以能面对面坐下来谈，不是为了给彼此创造机会，只是为了解决问题。假定美国和伊朗如果有机会使关系正常化，完全取决于两国政府在诸多外交事务上能否减少分歧，例如叙利亚问题。在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总是担心一旦对美国和西方开口子，就会危及其在国内的绝对控制。

当然，外交政策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旦一个外交进程开始，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往往难以预料。就像《侏罗纪公园》里的一句台词所说：“生活不会被限制，生活总是自由突破，它总是扩张到新的领域。”对于美国和伊朗关系，我们还不清楚这种扩张能走多远、速度会有多快。但是核谈判是一把钥匙，一把打破僵局的钥匙。一旦僵局打破了，空间就变大了，就带来了可能性。现在设想两国关系正常化还不现实，还有太多现实的局限，但是谈判能搬开了一块大石头，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结束美伊关系长期失调且令人困惑的历史。

积极方向二：以色列大选，危机中有转机

虽然很多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能第四次当选总理，可是明智地说，对以色列大选结果进行预测总是很困难，此时进行有意义的预测也为时过早。内塔尼亚胡过去三次大选获胜，其中两次都是在最后关头因突发事件而成就的。第一次是1996年在选情最紧张的时候，哈马斯进行恐怖袭击，而佩雷斯的反应一塌糊涂；第二次是在2008年到2009年之间，奥尔默特没能在“铸铅行动”中给哈马斯致命打击。

但这一次在以色列国内，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个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总理所剩时间应该不多了。当然这还只是一种感觉，还没有形成潮流，更不要说是趋势，因为公众还没有开始对大选认真投资精力和情感。

很多以色列学者把提前在今年举行的大选视为对国家未来的明确选择———以色列将选择成为一个“法老式的国家”，还是坚持原本的犹太民主价值观。但对于普通选民来说，投票并不会造成如此鲜明的不同。

目前的民调数字显示，56%的以色列人认为在内塔尼亚胡执政6年后，国家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53%的人认为这次内塔尼亚胡不应该再当选。尽管在内塔尼亚胡的影响下，过去6年时间里以色列人的政治态度右倾了，但今天的政治格局也逐渐偏离内塔尼亚胡。首先，中间派的势力迅速壮大，他们对现政府的政策提出强烈批评。其次，3月的大选中最大的受益者可能是前利库德集团的传播部长卡隆，他带领的K ulanu党有可能成为最大赢家。这意味着中左派政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也很大。

不管是什么结果，2015年内塔尼亚胡离去的呼声很高，想要传奇性地第四次当选，机会并不像他宣传的那么大。如果以色列政治继续右倾，巴以实现和平就更加困难，因为内塔尼亚胡强硬地反对“以土地换和平”，对耶路撒冷的地位以及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等问题也毫不让步，对美国主张的“两个国家”的解决办法更是公开反对。

若他卸任，则会给以色列政坛带来一种开放性，就好像把大家带到大海上，未来是开放的、流动的、不稳定的。有危险，但是更会有机会。

积极方向三：巴以认真推进和平进程

一个全新的、偏向中间派的以色列政府无疑会给陷入死局的巴以和平进程打开新的出口，关键在于这个新政府能否就关键问题做出决定，例如和谈时间表、边界问题、安全问题甚至是耶路撒冷的地位。可惜现在在以色列国内，不仅右翼强硬，就连左翼也拒绝对以上问题做出过多让步。

但在人类的外交历史上，冰冷僵局不是没有打破的先例。大家都记得在北京时的尼克松，在西奈半岛的贝京，在奥斯陆的拉宾，甚至还有在加沙拆毁隔离墙的沙龙。在以色列，创造和平的历史其实就是鹰派转型的历史，一个个强硬的人物上台，他们有资格、也有资历赢得人民信任，他们有自信改变潮流的看法，最终做出突破创举，将和平向前推进一步。

虽然在以色列出现一个较温和的、中左翼的联合政府是受西方世界广泛欢迎的，但是这个政府能否有一个带着强大能量和气场的人物，他能否用磁场般的凝聚力和铁板似的纪律性去推进并执行外交协商的内容？在以色列过去22年的历史中，中左翼政府里只诞生过两个类似的人物，一个是1992年的拉宾，还有一位是1999年的巴拉克，其实这两位能压倒右翼的传奇性领袖，本质上都是鹰派，但是他们非常务实，在国内赢得广泛信任和支持。他们一方面坚持原则，一方面也愿意妥协。在未来的以色列中左翼联合政府中，还暂时看不到具备这种素质的领袖，内塔尼亚胡6年来的强势右倾是造成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和平不是以色列单方面的事情，在巴勒斯坦，一场分裂中的民族主义运动能否催生一位既能决断、又能在边界和安全等问题上与以色列对话的领导人呢？此外，巴解组织在以色列组成新政府之后，能否继续坚持谈判呢？对新领导人的信任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但是敌意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萌生。

巴解组织的灵活性不是天生的，需要有以色列的压迫才能产生，如果对手变成了中左翼的联合政府，巴勒斯坦方面一定会去除有限的灵活性，在所有核心问题上要求百分之百满意。

其实巴勒斯坦更喜欢强硬的右翼以色列政府，而不愿意看到温和的中间派政府，因为强硬政府和强权鹰派能快速做出决定，不管是战是谈，而且也能推进决议。与此同时，强硬政府容易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不满，使以色列被孤立，让巴勒斯坦得到更多同情。过去6年，内塔尼亚胡送给巴勒斯坦的一个大便宜就是国际同情分。巴勒斯坦在和平进程中最善于利用的就是同情牌，通过国际社会给以色列施压。

巴以和平进程也少不了美国的帮忙，以色列产生新政府之后，不管局面会变得清晰还是更复杂，至少有一个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美国国务卿克里能重回维和队伍。克里和奥巴马的任期都只剩下18个月，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克里会像旋风一样忙碌，帮助巴以达成协议。克里在巴以和平进程中抱着“殉难者”般的决心，他甚至认为除非自己能挽回，否则“两个国家”将走向失败。奥巴马虽然对巴以和平不如克里那般热情，但他有机会选择在任期的最后阶段能否采取更冒进、更勇敢的外交政策，他完全有可能推进历史上第三次巴以戴维营峰会，也有能力促进一个相关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2014年巴以和平进程处于“休假”的状态，不管怎样，2015年会是新一季的开始。

积极方向四：伊拉克Hold住自己

去年对于伊拉克来说是相当可悲的，在夏季的时候，人们几乎以为IS就要攻下巴格达，整个国家都要沦陷了。在马利基政府冰封8年的政治议程下，库尔德人和逊尼派都挎好枪要各走各路了，国家随时处于崩溃边缘，“分裂说”甚嚣尘上。

伊拉克是否已经走过了那艰难的转折点？答案还不能如此乐观。伊拉克或许永远不可能像一个真正有凝聚力的主权政府那样控制自身边界、政治和经济，组建一个分享权力、具有包容性的政府，更不要说短期内就能清晰定义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但是2014年的危局也让伊拉克迎来机会，最大的好消息就是马利基终于走了。

新总理阿巴迪至少执行了有限的包容性政策。中央政府最近刚刚与库尔德人达成协议，同时对几个逊尼派集中的省份给予支持，巴格达实现了部分功能性运作。正因为如此，IS的前进步伐慢了下来，甚至是停顿了，想吞掉巴格达目前看来根本不可能。在美国的政治雷达上，伊拉克再次闪烁出积极希望的信号。

总的来说，伊拉克面临的挑战还是巨大的，但一切都取决于巴格达，取决于政府能否真正在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之间实现权力分享，能否训练出自己的安全力量，能否给逊尼派部落强大支持和足够信任，让他们去对抗IS。在这些挑战的背后，会有美国的策略，还有西方联盟的轰炸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从2014年年末开始，伊拉克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在2015年，IS会遭遇持续打击，之前的攻城略地虽然看上去可怕，但只能是暂时的，那是这个极端组织抢在西方****之际轰开的大漏洞，局面在盟国联合轰炸之后逆转，今天IS的力量受到遏制，招募能力在萎缩，对地盘的控制力减弱。这个极端组织虽然会长期存在，但是吞噬整个地区的隐忧已经减少。

积极方向五：突尼斯，中东的新亮点

2014年的新闻好像让人们觉得整个阿拉伯世界陷入一场巨大的危机中，其实只有20%的阿拉伯国家经历某种程度的“崩溃”，如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战争中的伊拉克、暴力频发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也算上吧，但是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还是在正常运作中。

突尼斯算是一个亮点，它已经完成历史性大选的两轮投票，并实现权力平稳交接，通过了一部给予妇女完全平等权益的《宪法》，保障所有信徒和非信徒拥有同样的权益，这在阿拉伯国家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突尼斯可以说进行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实验，它创造了一种可能性，让相似的实验今后可以在更多国家进行。当然，突尼斯是独一无二的，现在的稳定也是难得的，今后这里可能出现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稳定的、正常运作的民主政府。

除了突尼斯之外，几个海湾王国如沙特、卡塔尔、摩洛哥、约旦、阿曼、巴林和科威特都经受住2014年的考验，在混乱的局势中保持稳定。尤其是约旦，它承受着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重大难民压力，成为地区人道力量的典范。与此同时，在对抗IS的战争中，多数海湾国家都加入其中并慷慨支援，这有助形成区内的稳定力量。

在2015年，上述国家会面临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石油资金减少，但财政的紧张更能促进现代化改革。在这些国家，君主和王族依旧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拥有不可挑战的地位。他们担心变革的火种烧到自己的地盘上，必会审时度势进行恰当的社会改革，在混乱中尽一切可能保证政府机构的运作。

埃及不再被穆兄会统治，也不曾陷入无政府混乱，这应该是2015年的另一个好迹象。虽然埃及和美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伤害了，但是还不至于受到不可逆转的破坏，而且美国在中东还有盟友，它们仍愿意与美国合作，全力保障地区安全。

时事评论和新闻分析总是一遍又一遍讲述中东的坏消息，未来也有很多不可预测的灾难会发生，全面的两性平等遥不可及，违反人权问题也是普遍现象。但是在2015年，叙利亚的内战不太可能变得更血腥，IS的地盘没有理由极度扩张，埃及政府全面崩溃的可能性很小，也门或许会变得更极端化、沦为彻底失败的国家，但此时世界已经关注到这种可能性。2014年过得糟糕，2015年必须进步，这不全然是良好祈愿而已。

（作者：亚伦·戴维·米勒（Aaron David Miller），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副主席，美国前中东事务谈判代表；原载：外交政策；编译：潍）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