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8日，巴黎时间晚间7点整，《查理周刊》大楼遭受恐怖袭击后34小时。共和广场和昨晚一样，又聚集起哀思的人们。广场上人潮涌动，秩序井然，大家以玛丽安娜自由女神像为中心点，分散在广场各个角落，或点蜡烛，或唱国歌，抑或只是静静地哀悼。部分带头的年轻人爬上雕塑，手持标语“CharlieBerté”（查理，自由），作为昨晚那句已响遍全世界、向世人宣告法国团结的口号“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的延伸，借着全球媒体的卫星直播车，再次向全世界呐喊。

正当我盯着前方的人群时，有人小声说市长来了。转身一看，巴黎市长安娜•伊达戈（Anne Hidalgo）和她的幕僚就在身边，一共十余人，小心慢慢地往前移动，一位披戴着蓝白红绶带的黑人官员很显眼。几位市民和市长打了招呼，拍了合影，人群没有因为市长的到来而骚动，大家仍旧跟着自由女神像前的年轻人一起喊口号。这位西班牙移民家庭出身的市长脸显疲态，她刚刚拍板了巴黎自千禧年之后第一次大型跨年活动——凯旋门灯光秀，现在又要考虑在这座大都会遭受恐怖袭击后如何安抚市民情绪。

一

伊达戈市长的祖父是西班牙共和党人，因西班牙内战遭受迫害逃难到法国，后返回西班牙时遭逮捕并被判终身监禁。伊达戈的父亲留在法国成立了家庭。这位女市长是社会党人，在担任了巴黎市政府常务副市长13年后，2014年被选举为市长。

一位政府高官出身普通的移民家庭，而不是来自法国传统的中产或贵族家庭，用中国典故来说，这可谓“鲤鱼跳龙门”。类似的故事在法国本届中央政府中还有几个。总理曼纽尔•瓦尔斯（Manuel Valls）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1982年归化为法国公民。中央政府发言人、妇女权益部部长娜佳•瓦洛•贝尔卡森（Najat Vallaud-Belkacem）出生在摩洛哥，后和母亲及姐姐一起来到法国，与在法国工厂工作的父亲团聚。韩裔女部长福乐尔•佩勒林（Fleur Pellerin）原名金钟淑，是被法国家庭收养的孤儿，她现在是法国中央政府文化与传播部部长。

这样的故事在法国政界还有很多。不管这是讲“形式主义”的社会党刻意为之，还是主要归功于移民出身的高官们本身努力奋斗，它都是移民奋斗史和社会融合的故事。这么励志的故事，却与同样由移民后代发动的恐怖袭击在共和广场上交织，让我觉得更加沉重忧伤。此时巴黎的天空透彻清冷，云从低空飘过，广场上为死去的记者和漫画家们哀悼的情绪一波波涌来，让我想起了发生在巴黎的另外两桩悲剧。

20年前的1995年9月29日，同样在巴黎的心脏地带，塞纳河边的B号大线（RER B）圣米歇尔（Saint-Michel）站发生了一起爆炸案，两名属于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组织领导的恐怖分子袭击了地铁站，造成8人死亡、117人受伤。

与本次事件相似的是，犯人都成长于法国，都来自郊区的移民家庭，都宣称效忠伊斯兰极端组织，以“真主的名义”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发动恐怖袭击。

另外一场同样重创法国社会的大事件则发生在10年前，2005年的夏秋之交，巴黎郊区。那不是恐怖袭击，但也给法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的骚乱。主谋也是来自郊区移民家庭的年轻人们，他们对一切属于法国的存在物进行漫无目的地袭击，虽没有造成人死亡，但烧毁了超过1万辆汽车、破坏了大量公共设施，被称为1968年学潮之后最严重的城市暴力事件。

这三个时间节点组成的时间线，似乎成了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的两次十年轮回。

二

移民、共和、极左、移民、恐怖袭击，这些关键词像是在法兰西这片自由大海里巡游的一条条鱼，或温和、或柔弱、或横行、或凶狠，让这片海忽而平静壮美、忽而疾风暴雨。在这块自认为世界上最自由、以浪漫的蔚蓝为第一国色的国度，现实世界并没有思想世界那么自由浪漫，对未来的不安充斥在社会情绪中，有人说：“法国病了。”

法国到底怎么了？问题仍要从普世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两个看似抽象的问题谈起。二者脱胎于天主教精神，分别呼应法国国训中的“平等”和“博爱”。“自由、平等、博爱”一直是法兰西民族精神的骄傲、也成为法国社会、政府甚至是法兰西国民精神的血脉，他们对此的骄傲有时甚至上升到了道德优越感的程度。

普世主义在法国政府和社会的体现是废除奴隶制、防止种族歧视、政教分离、妇女平权、去殖民化，几乎浓缩于法兰西从帝国到共和国的各个重要历史转折点。和移民有关的普世主义应用，最重要的是政教分离。1905年通过的《教堂和国家分离法案》，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政教分离”政策，标志着法国正式走出拿破仑时代的政教协定，确立了法国政府是代表国民维持公共秩序、行使公共权力的代表。教会从功能上脱离了公共生活，作为独立的文化协会进行运作。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法国是政教分离并在社会制度中世俗化最彻底的国家，政教分离也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立国之基。宗教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不能干预政治，这种“不能”是绝对的、全面彻底的。近年闹得纷纷扬扬的穆斯林妇女头巾问题，以及穆斯林移民子女教育问题，都是依据这条原则进行立法。虽然有言论认为在右翼政府执政时，有借政教分离排斥移民之嫌，但它仍旧是历任政府任何涉及宗教的政策首先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也成为国际和法国穆斯林社群对法国社会产生误解、进而引发冲突的一个原因。

人道主义要从外交和内政两个角度理解。有批评奥朗德政府的言论认为，法国一改之前的不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对非洲伊斯兰极端组织进行武装干涉，这是跟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实不然，奥朗德政府是左翼政府，左翼的执政战略中有一项不能动摇的就是“人道主义”，这里的人道主义是超越任何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而法国对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发动的袭击，确是出于保护平民的、在道义上的救援。

内政中的人道主义是和普世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在移民问题上，法国提供给移民的优厚条件是，无论你是否已加入法国国籍，都享有部分公民权。这部分公民权里最大的一块蛋糕是社会福利：养老、医疗、生育和家庭补助。这些福利给法国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却成为吸引移民的重要因素。以生育和家庭补助为例，法国老龄化明显，为鼓励生育，设立生育和家庭补助，生得越多，补助得越多。再加上免费教育和医疗制度，都意味着家庭无需担心养育孩子的几项大负担。

这种政策隐含了既可以成为红利，稍不小心又随时会变为“炸弹”的可能性。如果法国经济发展足够迅速，这些多生的人口会转为人口红利。而当法国面临经济危机时，这些移民，尤其是低技能移民，在没有足够的工作能力或者机会为家庭争取收入来源时，会转而以多生小孩作为维持家庭运转的主要手段，当这个办法和“越穷越生”的传统观念结合在一起时，就成了法国穆斯林移民社区“生生不息”的催化剂。

法国每年会发表人口报告，这两年间法国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其他西欧国家，但是新闻中对此并没有像往常对其它有利数据一样高调，这其中其实有难言之隐。这些人口增长，主要是穆斯林移民社群人口的飞速增长而不是传统社群的人口更新，这些增长的人口，在现实中是教训多于红利。

法国的法律规定不能进行种族性的识别。因而我们无从详细考查移民的种族情况。但以来源地分析仍可以看出端倪。据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INSEE）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和非洲国家的移民长期以来都是法国最大的两个移民社群，1962年他们分别占移民人口的78.7%和14.9%，但从1975年开始，二者的比例发生了剧变，到1999年，欧洲和非洲移民分别占移民人口的44.9%和39.3%。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则成为了法国移民人口增长的最快的三个来源地。到2006年，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一跃成为法国最大的移民输入国，分别为69万和63万左右。而这几个国家一来是法国旧殖民地以外，二来均属于伊斯兰世界。

三

移民人口虽然蓬勃壮大，但在法国这个既自由却又保守的社会，他们的融入仍旧存在非常大的困难。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有三个：移民融合机制的设计、歧视以及街区隔离。

法国尊重自由、也从普世主义出发尊重文化相对论。但由于这个自由的假设前提是“法国”这个文化本身已经包含了各种自由，这里说的自由，是没有主义的，是绝对至高无上的，共和广场上将自由女神单列奉为上尊，也蕴含这个思想。因而法国社会和政府认为，移民成为法国公民的前提，是移民要融入法国社会文化。因此，法国对移民融入社会的主导思想和政策设计是“归化和整合”，而不是像美国那样让成熟的多元文化并存。问题在于，移民不是从小就接受法国教育的国民，对这个哲学思想的理解并不能到位。

而从社会学角度讨论的歧视问题，主要来源于在日常公共生活空间中形成的、人际间的恶意或无意的行为。这种行为要么来源于刻板印象，要么因为习惯或行为的不合而形成。它一般不违反法律、也不违反道德，但日积月累下会使歧视与被歧视双方都形成更深的刻板印象，进而影响公共舆论和政治。

法国民间的歧视来源于法国国民本身的优越感，或是部分移民生活习惯不同于法国传统社会习俗而造成的冲突。近年在移民研究中所关注的歧视，则主要是来自于公共部门的歧视，比如对移民的政策歧视、服务态度的歧视等等。后者才是对移民真正造成心理阴影的主因之一：巴黎及法兰西岛（俗称大巴黎地区）各省警察局移民居留证服务处的服务态度，即是一个颇遭移民抱怨的问题，这种抱怨往往就被理解为受到歧视。

街区隔离问题也是前些年讨论的重点。法国从战后到80年代一直兴建新城和小镇，满足城市扩张和进城人口以及移民的需求，政府为保障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在这些新城小镇以及一些地价较低的地方修建了社会住宅，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公租房。

这些公租房和传统的法国住宅不一样的地方是，传统的住宅街区是和老城连接的，而且是小幅、点状的扩张蔓延，社会住宅却和中国目前的住宅小区建设类似，是大规模、成片的开发，且是脱离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主城区的。这就在社会建设层面造成一种不良后果：隔离。

隔离在一定程度了缓解了各种因为日常生活习惯不同带来的摩擦和矛盾，但同时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即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进程变慢。同街区、同公寓的生活，即使是摩擦和冲突，本身也是学习社会规范的过程，一旦这种学习被隔断，在移民同质性高的街区，移民们从迁出国带来的传统习俗，包括宗教习俗，就保留得更为坚固和顽强。对于移民青少年来说，若其社会化过程在这种隔离的街区进行，加上外在的污名化标签造成的影响，就常常会导致他们卷入暴力、偷窃、抢劫等治安问题。

四

我认为，触发严重暴力问题的还有一根导火索，那就是经济危机和失业。

1945-1975被誉为法国的黄金三十年。那时法国面临战后重建，世界范围的工业化也在升级换代，法国赶上了好时机，在戴高乐的领导下，财富、城市化、文化都蓬勃增强，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因为本土劳动力短缺，法国从旧殖民地输入了大量的移民人口。

那时的法国跟现在的中国一样，是充满挣钱机会的时代，移民问题都还没有成为问题。但“请客容易送客难”，这些移民来了法国，安营扎寨、生儿育女，若要再让他们回到母国，第一代还有可能因乡情而归国，但到了第二代已经基本不可能：他们已经是法国人、接受的是法国的教育。当法国产业转型、经济向下，阶层流动减慢时，这些移民人口的问题来了。他们主要是工人阶层的子女，既没有接受到较好的教育，又没有机会挣钱，还面临歧视问题。他们会选择怎样应对呢？

直接的一个结果，可能是近年法国伊斯兰教信仰群体的快速扩张。法国清真寺的数量从1965年5座剧增到1985年的900座，现在已有2200座左右，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教众到2010年左右已经210万右，另一些统计则认为有超过300万。穆斯林社群的信仰代际传承比法国传统社会和其他移民社群更坚固，来自北非地区的移民家庭中，青少年继承伊斯兰教信仰比例达到70%-80%。

在社会底层移民生活艰难之时，当伊斯兰世界的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抬头，法国社会的固有问题与历史上的恩怨又混杂在一处，加之尚没有足够完善的机制和法律约束，极端组织就乘虚而入了。

行文至此，巴黎的几日恐怖也并没有完全消散。法国政府已经把这场连环袭击视作战争，而舆论已经开始关注法国社会在袭击后“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有些身在巴黎的新闻评论员用先知般的方式预言，法国必然会就此向右走，我则不敢妄下定论。左和右的标签不是法国社会的根本，上文所说的“自由、平等、博爱”衍生出的政治和社会机制，才是这个国家运作的逻辑。

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旅居巴黎的局外人，我所想到的是，如果没有7日的恐怖袭击，这两天的地铁里应该到处是手拎大包小包、刚从打折的商场血拼回来的人们，脸上是愉快的表情；如果没有7日的恐怖袭击，可能我此刻坐在巴黎郊区93省的某家电影院中，和郊区移民们一起看着正在热映的某部电影；如果没有7日的恐怖袭击，那些漫画家会继续用他们继承自法国大革命和1960年代左翼运动的嘲讽精神，为法国人带来更多坚守法式自由思想的慰藉。

可惜一切没有如果，“战争”已经开始了。

（作者：陈振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生、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教师，研究领域为中国新安江水库移民、中欧穆斯林移民、城市街区。）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