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对外部战略环境而言，未来5年，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自身实力、地位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对国际体系、对世界形势的主动塑造能力得到了历史性的增强。
中国冲刺强国关键五年，面临复合型挑战
中共十八大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时间节点正好与“第一个一百年”（2021年）高度重合，它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能否实现。所以，“十三五”将是中国从大国到强国非常关键的、冲刺的五年。
主动塑造国际环境的几大优势
对外部战略环境而言，未来5年，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自身实力、地位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对国际体系、对世界形势的主动塑造能力得到了历史性的增强。
优势二在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承接了改革开放35年来的战略遗产，又与时俱进地进行了战略创新。由此对未来10年甚至20年中国总体的对外战略进行了全方位的布局，提出了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亲诚惠容等一系列新理念，制订了“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等大手笔新规划，完善或搭建了若干机制性战略平台，使得未来五年我们塑造国际环境时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框架和路线图。
优势三在于，全球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度增高，使得我们有条件塑造相关环境。比如我们已经是全球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我们周边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亚太地区5个盟国中的4个）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为我们施加国际影响创造了条件。
另外，我们对同美国、俄罗斯、欧盟等世界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已经形成了深度相互依赖的经贸格局，同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巩固或深化了不同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确保了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的总体稳定是可以期待的。近年来，世界热点问题频发，如中东乱局、非洲爆发埃博拉病毒、欧洲出现乌克兰危机等，总体看中国尚不在热点问题的高危地带，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又一个优势——尽管我们面临一系列难题，但亚太地区仍是全球最有希望的地区，所以战略上还有回旋的空间。
不要被次要矛盾牵涉精力
当然，外部环境中于我不利、或者说中国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
整体上看，我们面临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所特有的复合型挑战：既有来自头号大国美国在战略上的高压，也有来自周边国家的疑虑不安，同时还面临领土领海主权问题上的争端等。“东突”暴恐事件的频发给中国的国内稳定也带来了新挑战。
“十三五”是我们实力由大向强冲刺的关键时段，从战略上来看仍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即使奋发有为，也不忘韬光养晦。
面对这么多复合型问题、挑战，一定要理情轻重缓急，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防止全面用力，把自己陷入被动。尤其在应对来自海上的主权争端时，防止出现重大的、不可控的军事冲突和危机，这是我们在“十三五”期间完成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一个必要条件。建国以来中国解决陆地边界争端的经验告诉我们，既要有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核心国家利益的决心，又要有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耐心，还要有超常的战略智慧和战略定力。在总体成功解决了几乎所有陆地边界争端之后，历史已把中国推向了处理海上争端的不归路，我们没有后退的空间。但同时这也是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必经阶段，这个阶段绕不过去，但这个阶段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对此应该充满自信而非自乱阵脚。
换句话说，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最关键的五年，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和把握战略重心和主要矛盾，不要被次要矛盾和非重心的东西牵涉更多的精力，还是要聚精会神地深化改革，还是要努力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三方面的平衡。过去35年的实践告诉我们，改革发展稳定是一个整体，必须均衡推进。同时在内外两个大局中，外交服务于内政还是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原则。
而注意战略上谦虚谨慎的同时，在战略落实方面一定要细深实。过去一年中国对外战略高开高走、大开大合，未来则要抓落实、防反弹、控危机、强能力、重聚焦。尤其要注意在落实过程中防简单冒进、一哄而上。比如，对美国企业的并购不要重蹈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的覆辙。
首先要处理好对美关系
总体来讲，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中国这个超大国来讲，只要我们把握好四个方面，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环境中占据主动。
一是保持我们经济从超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二是保持政治社会的总体稳定；三是保持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四是保持周边与国际环境的总体稳定。四个“保持”中，只有最后一个不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要保持周边和国际环境的总体稳定，取决于我们是否抓住主要矛盾，即作为从区域性大国走向世界性大国的中国，如何利用变化了的身份、地位处理好新形势下的国际关系。
首先，我们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迄今仍是唯一能全方位影响中国内政外交的国家，中美关系的稳定至关重要。习近平主席在中美元首2013年“庄园会晤”时就发展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十四字方针，2014年年末的“瀛台会晤”又具体指明了推进新兴大国关系的6个方向。接下来，需要通过具体的行动及同美国的互动，形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路线图。
其次，要把握好中美俄、中美欧、中美印、中美日等几个重要的三角或三边关系。中美俄之间的动态平衡尤为关键。在全球化、多极化的新时代，中美、中俄关系没有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问题，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国应该发挥自身独特地位努力达至中美俄关系良性发展的格局。
再次，要把握好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亚太地区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亚太地区稳定与否关系到中国的崛起，亚太地区发展与否也关系到中国的成败。一手以“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为抓手搞建设，一手以东海南海为重点控危机，这两点都要做好，不可偏废。
最后，就重要性和紧迫性而言，未来五年中国外交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在我看来有两个：一个东南向的台湾海峡，一个东北向的朝鲜半岛。这两个地区局势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历史上多次证明，两岸关系和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是攸关中国和平发展的两大“命门”。近期这两处都存在某种异动的前兆，必须从战略高度加大重视和投入。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再做好自己的同时，也需要别的国家调整心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看待中国崛起，这是一个相互调适的过程。
世界经济仍处后危机调整期
未来一个时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国际新规则，涉及到国内经济管理体制、政策、企业参与能力的诸多方面的改革与调整。
未来5-1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轨迹和特点将会发生重要的变化，总的来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其一，世界经济仍将处于后危机时期的结构调整期，总的趋势是，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趋缓，市场的扩展力较前减弱，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性增加，世界经济发展中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平衡的因素增多。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危机的始作俑者，无论是其内部调整，还是其外部举动，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导向作用。应对危机，美国的调整力度最大，鉴于在去杠杆化、加强金融监控、促进产业回归等方面取得成效，其经济恢复的力度可能会较强，未来几年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增长期。
欧盟方面，欧债危机本身基本过去，但是由于内部调整与改革的困难，除德国经济外，其他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比较缓慢。
日本经济可能会结束20多年的基本停滞，但由于公共债务巨大，人口老龄化进一步恶化，难以重现活力，可能会维持在一种低速增长的状态。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他们将会提升内部的自创机制，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成为拉动新兴经济体总体增长的主导性因素。不过，在未来的国际参与和竞争中，新兴经济体将会面临许多新的环境，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新产业革命、新贸易规则、全球治理，以及转变增长与发展方式等。
其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仍然是维护世界市场开放，保证各国平等参与、利用开放的市场环境参与国际分工，促进经济发展的主框架。
多哈回合总体进程停滞，但是推动全球多边进程的努力还会继续。2013年12月多哈回合达成早期收获安排，这是一个大的进展，但全面的进程推进很难。实际上，美欧对现行的多哈发展回合议程不再予以支持。他们一方面努力推进“诸边协议”谈判，如服务协定（TISA），新信息技术协定（ITA2）；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巨型区域自贸协定，如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IP（美欧“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他们欲通过由其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或者诸边协议来主导国际贸易、服务和投资的新规则制定，并力图把由他们主导的诸边和区域新规则推行到多边机制，以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导权。
由此，今后一个时期，围绕国际贸易、服务和投资新规则制定的角力，将会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焦点。
其三，未来5-10年，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将会是新技术、新产业革命。被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浪潮将会对世界经济的大结构、大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些影响将会体现在世界产业结构，全球和区域产业链的构造上。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应用，将推动世界产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革，国际生产分工结构也将随之进行重大的调整，由此，全球需求结构和主流消费市场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其四，东亚生产网络是全球国际分工的最重要体现，未来其结构将会发生重大的调整和转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未来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将会对国际和区域生产网络的调整与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从未来的发展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能替代东亚能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心，而在未来的东亚新生产网络构建中，中国将成为重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最重要驱动因素。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