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周刊》因宗教讽刺画而遭遇恐怖袭击，使世界人民对普遍和平的向往再次受挫。“基地”组织极端的、恐怖的报复行动，并未使《查理周刊》屈服。复刊当日的《查理周刊》的销售量更是从原先的六万余份上升到五百万份。与此同时，“基地”组织宣布将再次报复《查理周刊》。法国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反恐斗争面临着新的挑战。

“基地”组织和《查理周刊》直接的、面对面的对抗，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历史上伊斯兰文明与西欧文明的多次血腥冲突。尽管“基地”组织、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能代表伊斯兰文明。但是，自“9·11”以来，恐怖主义、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实际上已将伊斯兰文明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袭击《查理周刊》的恐怖事件，使伊斯兰文明与西欧文明(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之间的深刻冲突再次浮现。

如果伊斯兰文明温和的一面能够抑制原教旨主义的激进，如果法国《查理周刊》能够减少自身的激进色彩和反宗教色彩，或许恐怖袭击就不会发生;如果这次恐怖袭击不曾发生，欧洲文明(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就不会受到恐怖主义变本加厉的挑战。但是，这些只是“如果”。现实世界中却没有“如果”。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对抗的双方，都在自己信念的旗帜下，更为坚决地谋划未来的行动。

如果对抗的双方都没有后退的意图和空间，那意味着冲突将要升级。极端的理念冲突，导致了现实世界中具有明确政治取向的行动冲突。依靠反恐大游行，依靠高高悬挂起“自由”的旗帜，恐怕还不足以遏制和消除恐怖主义。

世界面临的恐怖主义挑战，呼吁当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立足现实，以大的智慧与胆识，寻找更为有效的途径与方法来降低和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

发达的西方与穆斯林世界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和高度敌视，除了宗教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于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等多方面的积怨。所有这些原因，都被蒙上宗教乃至文明的色彩。以西方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历史积怨为例：十字军东征期间是西方与穆斯林交恶的重用时期。这一时期，曾经发生过基督教对穆斯林的残酷杀戮。如，1099年，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数万居民被杀，其中不少是穆斯林。1187年，十字军在东征期间再次从穆斯林手中夺得耶路撒冷。与此对应的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穆斯林反基督教的仇杀也多次出现。如，1452年7月，穆斯林与非基督徒耶路撒冷人曾发动一场反基督教的集体杀戮。

在现当代，穆斯林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中，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社会方面，都处于明显的劣势。穆斯林国家一方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强烈的依附性，一方面与它们在文明方面存在着对抗。更糟糕的是，穆斯林国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并没有为他们自身的发展寻找到很好的出路。穆斯林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即便是富有的穆斯林国家内部，贫富差距问题也相当严重。长期的发展受挫和竞争失败，实际上为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创造了温床。激进的宗教理念为失望的穆斯林提供了所谓的希望;而来自西方的嘲笑和讽刺，则毫无疑问会激发在现实中受挫的穆斯林愤怒。

因此，在现实世界中，需要有大智慧、大胆识的政治家、思想家，超越文明的框架，站在人类共存的角度去思考全球资源的配置和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制定，要更多考虑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困难，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缩小穆斯林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将是缓和文明冲突、降低乃至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必经途径。

依靠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及法律制度应对恐怖主义挑战，不是将某个文明排斥在外，更不是向恐怖主义妥协，而是在现实的政治世界中寻找文明之间的斡旋者、建立文明谈判的平台、更重要的是通过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而逐步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条件。我们要坚信，文明之间永远有对话的可能性。

（作者：何辉，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副所长）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