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分子日益猖獗
在人们眼里，西方世界非常强大、富有，展开反恐战争也有十多年了。但是，不仅巴黎遇袭，专家警告还会有更多、更可怕的袭击。英国情报机构军情5处负责人安德鲁·帕克罕见地在公开讲话中警告：“在叙利亚有一大堆‘基地’恐怖分子策划针对西方的大杀伤性袭击，其一很有可能是在英国。”迅速地，欧洲国家和美国都不同程度提高了国内安全戒备。
20年前本·拉丹还不为人知，在他宣布对西方开战后，极端分子开始活跃，在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北部，在乍得，他们从一个管制真空逃窜到另一个管制真空。如今，他们有了自己的地盘，在至少12个国家内外自由出入。他们俘获武器库、抢夺油田、清空银行金库、发行网络杂志，开设推特账户并展开黑客攻击。今年1月12日，IS的黑客短时间控制了美国军方中央指挥部的推特账户，IS甚至有自己的“国歌”。
“基地”在也门的分支机构甚至还推出了自己的宣传明星安瓦尔·奥拉基，虽然几年前他被美国无人机炸死了，但至今还有无数年轻人被他的煽动视频传染。人们普遍认为，今天的极端运动分子，其煽动性比本·拉丹时代强数倍，他们的策略也在进化。数千名欧洲极端分子接到电话后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受训，回来时已变成有经验的游击战士和爆炸专家，人数会越来越多。
在这阴郁的画面中，唯一的亮点似乎是40名全球领导人参加370万人的大游行，这标志着西方在反恐问题上的统一立场。但是，极端分子会不会把西方的强烈反应歪曲为反穆大行动呢？西方这一次必须做出抉择：是捍卫言论自由还是尊重其他族裔的敏感话题，是战斗，是躲避还是兼而有之？不管西方选择什么，目前占优势的还是对手。
370万人大游行，还有欧洲媒体的后续行动，明显是对极端分子的报复。但这些举动有可能进一步激怒温和派穆族。极端分子也有可能将巴黎当作切口，插进仇恨的木楔，搅起欧洲穆族的怒火。西方多国都存在穆族人口快速增长的问题，若说人们不担心恐怖袭击，那是不可能的。
欧洲与中东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伊斯坦布尔、地中海，它们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交集，但彼此间的熟悉并不一定能转化成相互尊重。在经济疲弱、极端恐怖主义扩张和对欧盟政策的怀疑下，欧洲的国家主义、民主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愈演愈烈，各国反移民政策日益清晰。
夹在暴力和报复之间的，是生活在欧洲的普通穆族，他们承受了各方压力，觉得被伤害、被背叛、被曲解。从长远看，这种社会凝聚力比具体的恐怖袭击更可怕、更危险。如果巴黎再次发生针对高危敏感目标的恐怖袭击，社会很可能陷入恶性循环，暴力驱动恐惧，恐惧产生歧视，歧视积累仇恨，仇恨酝酿更多暴力。可怕的循环会制造更多潜在恐怖分子。现在法国有500万穆族，他们大多数收入不高、难以融入社会，从法国前往中东加入极端组织的公民超过1200人，今后会陆续回到欧洲。
专家担心恐怖袭击成为一种趋势
恐怖袭击发生的几率到底有多高？专家认为，总体而言在欧洲和美国发生恐袭的几率其实并不高，美国每年被雷击身亡的人比因遭遇恐袭而死的人数更多。专家更担心的是，在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有可能成为一种趋势。
最近在波士顿、布鲁塞尔和渥太华的恐袭事件有一些共通点：凶手都是被极端机构煽动、洗脑的，他们都在欧洲监狱里进一步被极端化，他们都选择袭击脆弱同时能吸引最大注意力的目标。
制造巴黎恐怖袭击的两兄弟正是如此。他们10年前开始在巴黎郊外被极端思想吸引，后来在监狱里遇到其他“恐怖大王”。在监狱里，这些生活中的失败者被锤炼为强硬的极端分子。
2012年在法国南部杀死4人、随后袭击犹太人学校的恐怖分子M oham edM erah，之前曾因盗窃入狱，在监狱里被武装成为极端组织的“战士”。
2014年在布鲁塞尔犹太博物馆里屠杀4人的M ehdi N em m ouche，同样是在监狱里学习极端分子的理论，后来在叙利亚完成了“实践”过程。
监狱洗脑不仅出现在法国。2001年，制造鞋弹的雷德和2005年伦敦炸弹袭击背后的主谋M uktarIbrahim，他们都是在英国监狱里被极端化的。在西班牙，制造马德里火车爆炸的几个首脑都在摩洛哥监狱里接受过恐怖培训。
在欧洲监狱，虽然因恐怖罪名入狱的囚犯比例并不高，但这些监狱已发展成制造“定时炸弹”的工厂。
尽管和“9·11”相比，以上恐怖袭击不算严重，但因为难以防御，袭击数量会增加，而且具有渗透性。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尽快结束反恐战争，那是天真又荒唐的幻想，美国人或许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感到疲惫了，但反恐战争是另一回事。恐怖运动的极端性在加剧，当西方为关塔那摩丑闻、C IA海外审判和美国国安局的监听纠结之际，我们的恐怖敌人正耐心等待机会，仔细编织阴谋。
从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中，我们体会到敌人的耐心，这是可怕的现实。在展开行动之前，凶手们等待了好几年的时间。若问他们这场战争要继续多久，他们的回答是：“能多久就多久。”
反恐是一场磨人的持久战
在欧洲，反恐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西方的选择非常有限。
展开大规模海外军事干预？不！
花费数兆美元增建安全和情报架构？不！
抓捕、折磨并杀死高级恐怖组织领导人？不！
以上的办法在美国都不同程度使用过，却未达到当局想要的结果。在欧洲，当各党派还在争论中相互推卸责任时，民众已给出判决：“要想减轻本土反恐压力，首先停止海外反恐。”
本土反恐，需要政府与技术公司加强合作，而这两者在隐私协议上一直存在摩擦。另外，本土反恐离不开情报，对全球电脑和通讯网络的大面积监听和筛查必须继续并随时更新，即使公众对此极端厌恶。目前，通讯技术的进步使情报人员想要截查、筛选恐怖分子的通讯越来越困难，一旦跟不到恐怖分子的对话，安全部门就变成了聋子。
斯诺登泄密事件后调查机构对欧洲展开民意调查，在英国70%的人反对政府执行类似美国政府的监听、在某些国家反对率甚至超过80%。默克尔公开说：“德国不是监听的国度。”可现实中，对恐怖分子的确认、跟踪和定罪几乎全部依赖截查他们的电邮和电话。此外，欧洲拉响了极端分子人数增加的警报，需要展开试验性策略识别、跟踪、对未来的恐怖分子去极端化———在他们决定实施袭击之前。
芬兰发现和海外恐怖组织有联系的国内极端分子从2011年的数十人猛增到现在的200人，从占总人口的比例上来说，芬兰朝伊叙输送的极端分子比其他欧洲国家都多。
意识到本土恐袭风险在增加，芬兰政府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最近通过一项法律认定参加恐怖组织培训为非法；议会授权安全机构获取所有出入境者的记录，包括陆路、水路和空中；未来政府有可能禁止从伊叙返回的极端分子入境、或剥夺他们的护照、甚至可能取消潜在危险分子的双重国籍。芬兰还展开一个名为“船锚”的去极端化运动，参加者是自愿的，有心理医生为他们疏导内心愤怒和极端思想，医疗机构和药物也是免费的。最终政府会协助他们找一份工作。在2015年“船锚”计划还将请来温和的布道者，传达正确宗教主张，解释极端思想如何把传统教义扭曲。
丹麦政府评估有110名公民前往伊叙，约一半返回，也制定了丹麦版的“船锚”计划。首先是任何人可以匿名举报怀疑有极端倾向的人，然后在警察和情报部门出动之前，社会工作者、家长网络、教师网络、义工会先靠近他们了解情况、试图去极端化。
可是，会不会有更多人利用漏洞，滥用“去极端化”的社会资源，寻找稳定工作、廉价租屋、获得更多政府救济的机会呢？很有可能！
长远看来，会不会出现以避免恐怖袭击为借口要挟整个社会的局面、从而失去了整个社会的公正性呢？很有可能！
无论多艰难，欧洲必须寻找本土反恐的策略，可以利用的手段很多，情报手段、财政手段、外交手段、军事手段、秘密手段、教育手段、自卫手段等，十多年的反恐战争下来，民主社会还在找寻策略，一个能翻盘的策略。不论何种手段和策略，最重要的是耐心，这就像一场“猫鼠游戏”，敌人越来越具有创造性，同时有惊人的适应性，西方社会只要有任何裂纹他们都会钻进去。
这是一场磨人的持久战。
（作者：David Von Drehle；编译：潍）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