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的西方参战者已经引起了其祖国越来越大的不安。毕竟，一些回到西方的参战者已经发动了血腥的恐怖主义袭击。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Daniel Byman和Jeremy Shapiro于今年1月发表的报告《担心，不用过分担心：来自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西方参战者的恐怖主义威胁》（Be Afraid. Be A Little Afraid: The Threatof Terrorism from Western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and Iraq）对此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

两位作者在报告中勾勒了西方参战者转变为恐怖分子的模型，指出了叙利亚冲突中的西方参战者对西方安全构成的挑战，并在最后作出了政策建议。作者认为：这些西方参战者回国后的确对西方的安全构成威胁，但不应夸大这一挑战，恐怖主义无法被根除，只能被控制。

美国政府评估认为，截止2014年9月已经有12000到15000名外国参战者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他们来自至少80个国家，可能有15%到25%来自于西欧和北美。

卷入叙利亚冲突的外国参战者数量之大、增长之快在“圣战”运动史上未曾有过。如果冲突继续，未来几年的数量可能还将快速增加。西方安全官员担心的，主要是来自于他们国内的逊尼派参战者，他们在战区可能受到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获得战斗经验，并建立与恐怖主义网络的联系。他们回国后，有能力在西方发动恐怖袭击。

参战者转变为恐怖分子“五步走”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这些西方参战者是因为反西方或是认同极端主义思想才去参加吉哈德的，但这并非事实，他们中的多数并非恐怖分子。

作者根据专家意见和过往的西方国家公民参加“圣战”的案例，勾勒出西方参战者转变为恐怖分子的5步模型。

第一步当然是决定赴国外参战。他们最初的动机常常是对抗战区的侵略者和压迫者，而非反对西方或对国内境遇不满。总体上，相较于对宗教的热忱，去国外参战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年轻男性的叛逆和对冒险的渴望。出于宗教原因而赴国外参战的人数很有限，也极少有父母和社区会支持他们的狂热举动。

第二步是进入战区。那些向往“圣战”的人会与招募网络取得联系，经过考核和评估后，他们会被分配到各自的任务：打击敌人，殉道，或者仅仅是挖厕所。

第三步是训练和战斗。训练营让新招募者获得使命感和团队精神，而战斗使他们老练和成熟。叛乱和恐怖组织都很欢迎外国参战者，有的是为了获得人力和资金。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宣传的原因招募西方参战者。其他的是因为外国参战者更容易成为自杀式袭击者。有研究指，伊拉克内战的高潮期，充当自杀式袭击者的欧洲人比伊拉克人更多。训练营和组织的其他成员试图让新招募者改变信仰。许多西方参战者很年轻，意识形态也未成型，组织将改变他们的世界观视为自己的使命。所以，这些人员在参战时可能并没有要回国发动恐怖袭击的想法，但在这里被改变了观念。像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组织保有其受训者和成员的详细记录，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也可以联络到。当极端组织想在西方发动袭击，这一庞大的网络就可以被利用。一些回到祖国的西方袭击者也可能在没有组织指挥的情况下发动袭击，因为他们的思想已在战区被极端化了。

第四步，回到西方的祖国。回国后的这些战斗人员因其战争经历而获得某种“威望”，这能让他们招募新人，并让招募者激进化。

第五步，回国的战斗人员开始策划在其本国发动恐怖袭击。他们的注意力会渐渐从那些吸引过他们的外国战区转移到本国的不公平问题上来，比如：政客和意见领袖对穆斯林的侮辱、支持武装压制外国的穆斯林，或者穆斯林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歧视。

欧美的反恐官员早已担心归国后的参战者会制造一系列的恐怖袭击。法国情报官员在2004年就注意到了伊拉克的西方参战者。相较美国，对欧盟来说，这一问题可能更严峻，欧盟内部没有边境控制，一国的行动可能危及其他国家的安全。

叙利亚和伊拉克局势的挑战

这一五步模型基本可以运用到当前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冲突中。相较以往，前往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等国的西方参战者，流向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西方参战者对西方构成了更严重的挑战。

首先，西方参战者流入叙利亚的数量远超以往。

法国官员估计，美军入侵伊拉克时，法国公民参战的数量仅10多人，前往阿富汗参战的人数也少于百人，但截至2014年9月有930人前往叙利亚，可能已经有150人已经回到法国。数量迅速增长可能超出西方情报机构的监控能力，让他们无法招架。

其次，西方参战者前往叙利亚的动机也和他们的前辈有些差异。

前往叙利亚的最初的主要动机依然是保卫受到压迫的叙利亚人民，而非与西方作战。还有一些人前往叙利亚是为了生活在“真正的伊斯兰社会”中。然而，大多数还是为了获得在朋友间夸耀的资本，或是为了寻求“刺激和冒险”。

但新的情况也已经出现。

首先，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冲突并不涉及非穆斯林入侵者，而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宗派冲突，这与以往不同，有的参战者是在宗教领袖的号召下前往参战的。第二个是末世论的影响。招募者鼓吹叙利亚冲突是神的军队和其敌人之间的战斗（叙利亚在历史和象征意义上都占据着穆斯林世界的核心）。不过，这只鼓动了相当少的人。

情报官员表示，西方国家穆斯林社区普遍对于叙利亚参战者持支持态度，参战者回国后往往被视为英雄。此外，一些当地穆斯林团体常将叙利亚的冲突和其所在国的问题（如歧视，对立，嘲弄先知的漫画）联系起来。所以，新的动机也混杂着既存的不满。

此外，“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很快在叙利亚冲突中获得主导权，这与以往的案例不同。西方参战者与这些恐怖组织建立网络，他们中很多人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而基地组织核心成员的到来也让问题更严峻。这些好战者来到叙利亚并非为了对抗阿萨德政权，而是想招募欧美公民发动恐怖袭击。社交媒体的出现也给这一威胁推波助澜。

不应夸大这一威胁

西方参战者转变为恐怖分子的可能性的确应该受到重视，但也不应夸大这一威胁。历史记录显示，大多数西方参战者最终都没有成为恐怖分子。许多因素都缓和了这一威胁，转变率比原本预期的要低的多。

首先，西方参战者缺乏在自己祖国发动袭击的愿望。

在祖国发动袭击的法国公民Mohammad Merah。

同时，虽然恐怖组织都有反西方的意识形态，但是袭击西方目标可能并非他们的优先选项。比如在叙利亚，“伊斯兰国”的主要目的在于打击什叶派而非针对西方目标。参战者回国后不愿发动袭击的另一原因是不想将家人置于险地。同样，去国外参战所获得的认同和威望远高于在本国发动袭击。

其次，吉哈德运动本身也吓退了很多西方参战者。战争的残酷和艰苦的生存环境让很多人的浪漫化的想象破灭。估计有30%到40%的西方参战者会幻想破灭而回到祖国。西方参战者在战区也没有受到欢迎，他们不会当地语言，不懂当地文化，也缺乏战斗经验，更容易受到虐待。英国官员认为，多数参战者回国后都处于“困惑”状态，他们可能受到创伤，不知道将来做什么。一些国家推出的去激进化项目也有助于一些参战者重新融入社会。

此外，外国参战者在叙利亚受到的训练多是小型武器和游击战术，多不涉及发动恐怖袭击的训练。事实上，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阿富汗内战期间，外国参战者并不是西方的威胁。直到塔利班在1990年代中期掌权后，基地组织才得以设立稳定的训练营来培训恐怖主义技能。在当下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冲突中，他们获得的训练有限。而不少西方参战者战死，或者有的就一直留在战区，或者参加他处的战斗，不再回到西方的祖国。

同时，西方情报机构在“911”之后都加强了警惕，对这些参战者加强监控。情报机构也可以渗透入吉哈德网络，也可以利用已经回国的参战者获得情报。这些都减轻了威胁。

需介入“五步模型”的每个阶段

借助上面提到的参战者转变为恐怖分子的五步模型，作者提出，在任何一步介入都可以减少最终成功转变的人数。

在第一步的决定阶段，一些欧洲国家通过政府、家庭和社区的努力来发现和劝阻潜在的参战者。西方国家也应该推出有效的宣传，强调冲突中的残忍和暴力，让浪漫化的想象破碎。

在第二步进入战区，西方国家应该加强与前往叙利亚的主要通道国土耳其的合作，尽可能切断进入叙利亚的通道。

在第三步培训和战斗，西方国家很难有所作为，但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手段。比如，让当地组织怀疑西方参战者的忠诚，怀疑他们是否是西方国家派出的间谍。

在第四步回国，情报机构应该甄别出回国后的危险人物，通过家庭、宗教和社区领袖来帮助这些人远离极端思想和暴力。采取威胁逮捕的强硬手段反而可能适得其反。他们可能还会在监狱中接触到激进人士和思想，这反而更危险。严厉的措施确实是必须的，但是如果运用不当可能产生反效果，反而将他们推向极端主义。

在最后一步的策划袭击阶段，虽然情报机构盯着那些回国的参战者，但是随着人数增加和时间延长，可能无法应对。长期监视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需要地区警方和执法机构，以及社区组织参与到这一过程中。而西方国家的法律有时无法让政府对潜在的危险分子采取行动。当然欧洲内部以及欧美之间也要加强安全合作来进行应对。

西方国家的确可以通过很多措施来降低这些参战者进行恐怖袭击的威胁。但是，作者认为在欧美仍然会出现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回国的参战者发动恐怖袭击的事件。不幸的是，恐怖主义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特征，它无法被根除，只能被控制。欧美国家已经采取行动并限制了威胁，这些措施应该得到加强。但这些措施不可能完美，否则就会导致过度反应，这将浪费资源，且导致危险的政策失误。

（作者：陆华）

来源：澎湃新闻